摘要：大小国家在国际关系中所发挥的作用不同，所扮演的角色也不同。小国主要谋求安全与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大国既要谋求自己的利益，还要体现国际责任，包括维护世界和平、保护多元文化等等。在过去三十多年里，处于追赶阶段的中国，从新加坡模式汲取了很多经验，而现阶段的中国，正谋求从地区大国到世界大国的跨越，能够从新加坡模式中汲取的东 西越来越少。中国的人口与国土规模、中国的政治体制、中国的发展水平等等，决定了她不能完全模仿别国，也很难为别国所模仿。
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世所瞩目，新加坡经验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亦为许多人热议与研究。那么，以“权威主义+出口”替代型市场经济为主要特点的新加坡模式，是否适用于中国?我的回答是：新加坡经验可以而且已经成为新加坡模式，但中国经验很难成为中国模式。
新加坡对中国的影响，始于邓小平1978年11月对新加坡的两天访问。从1977年下半年开始，中国领导人开始频繁出国访问，其中既有回访，也有取经。1978年中国有12位副总理、副委员长以上领导人先后20次访问了51个国家，邓小平自己在这一年四次出国，出访国家包括缅甸、尼泊尔、朝鲜、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日本。对他影响最大的可能是日本与新加坡。日本让他知道了什么是现代化。新加坡则让他亲身感受到：一穷二白的华人聚居地，如何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内实现了现代化——1979 年世界银行的《发展报告》已经把新加坡列为新兴工业化国家。在访问新加坡时，邓小平还首次对东南亚国家联盟表示支持，而稍后中国停止对东南亚共产党的支持，也在一定程度上与李光耀的建议有关。
新加坡模式的主要内涵
所谓新加坡模式，可理解为以新加坡经验为主、揉合香港、台湾与韩国经验的一种发展模式。最近十多年来，较能体现这一发展模式的不在亚洲，而是在非洲的卢旺达。其共性是：在政治强人(通过或不通过执政党)的领导下，组建发展型政府、推行出口替代型市场经济、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防止贫富差距扩大以维持社会稳定、强化核心价值观塑造，成为经济跨越式发展、民众生活水平明 显提高、社会保持稳定的小型开放经济体。新加坡政府为实现这一目标所做的努力体现在国家安全、国内政治、政治外交、经济、社会与文化等方面。
国家安全
新加坡是华人为主的城邦国家，刚独立时人口为188万，目前为550万。人口构成基本不变，目前为：华人占74.2%，马来人占13.3%，印度裔占9.1%，欧亚裔/混血占3.4% 1965年8月9日建国是不得已的选择，因为此前一天巫统为首的执政联盟利用其在国会的优势通过决议，将新加坡驱逐出马来西亚。因此，如何在两个人口远远多于自身的穆斯林国家的“夹缝”中生存，始终是新加坡关注的头等大事。李光耀等人想出的解决方案是实行“毒虾”战略，即把新加坡变成“能产生剧毒的小虾”，从而让任何想吃掉它的“大鱼”因为顾虑同归于尽的后果而不敢“下口”。新加坡为此创建了一支东南亚最为现代化的军队，6万现役军人的数量与加拿大相仿，另有预备役17万，人均军费开支列全球前五。1960年代与1970年代新加坡积极推行反共政策，亲近台湾而疏远中国大陆，内政上有保持政权稳定的考虑，外交上则是为了消除两大邻国疑虑、获得西方支持。
国内政治
新加坡推行贤人政治与有管理民主，实行现代版的“开明专制”。有管理民主首先体现在，表面上承认多党民主制，但又通过制度设计与实际运作，变成人民行动党“一党优势制”。人民行动党的核心领导层大部分是华人，李光耀则长期担任党的秘书长。不以执政党名义发布纲领、路线和方针政策，党的决议通过政府政策的方式推行，因而反对党、非党员等也要执行。党内设有青年团与妇女组织，以扩大党的社会基础、培养后备力量。
有管理民主还体现在，通过数量有限的非选区议员制度保证议会中反对派力量的存在，通过官委议员制度以反应独立与无党派人士意见。但又制定各种规章制度并运用司法手段挤压反对党活动空间。对于支持反对党候选人的组屋小区，经常通过工程分配、福利计划调整等进行惩罚。对于反对党候选人，则通过起诉其不当言论、影响其就业、控制其言论发布空间等方式加以处理。调整选区也是政策选项。
政治外交
新加坡的外交战略，是“小事大以智”的典型表现，整体上表现为“远交近守、依靠西方、适时调整、保持独立”。主要表现为：立国次月加入联合国，再 过一个月(10月)加入英联邦，又积极推动成立东盟并在1967年成为东盟五个创始成员国之一。二战后国际组织成员国之间以战争方式解决争端的概率明显下降，国家的死亡率因而大幅度下降。新加坡的上述举动等于为国家生存购买了“三重保险”。
新加坡与任何国家保持友好的同时，都注意保持自己的独立性。政治上，李光耀长期奉行亲西方政策，但也批评西方存在的种种不足，并大力倡导亚洲价值观。新加坡对独立性的追求，更是体现在与海峡两岸的关系上：一方面，他与两岸领导人都保持密切而友好的关系，特别是大陆的邓小平与台湾的蒋经国。他可以与这两位强势领导人进行推心置腹的谈话，提出自己的建议并为对方所重视。如他在与邓小平的谈话中，要求中国停止马来亚共产党和印尼共产党在华南所进行的电台广播。另一方面，他也坦率地表达自己的批评意见。在他看来，夹在中国大陆与美国两强之间的台湾，最好的应对之道是把自己建设成为一支强大、有力、灵活的力量，利用两强间的矛盾扩大自己的活动空间并获取利益，台湾内部的分裂将影响到这些目标的实现。为此，他批评民进党生活在台独的幻觉中，忙于与国民党互斗，使得台湾经济发展缓慢，与大陆的力量对比差距越来越大，丧失了对台湾有利的解决两岸问题的时机。他的这种风格被后来的新加坡领导人所承继，这使得新加坡在两岸关系中发挥独特的影响力。1993年的“汪辜会谈”与2015年的“习马会”，对此做了典型诠释。新加坡把自己定位为“两岸政治诤友兼经济伴”。在如何扮演“诤友”角色上，李光耀比后来的新加坡领导人拿捏得更为精准。
凭籍大胆、有效、灵活的外交应对，新加坡纵横捭阖于各个世界大国之间，实现了国家利益的最大化，整体上发挥着与其人口、国土不相称的国际影响力。
经济领域
新加坡独立后，李光耀积极推动经济改革与发展，但实行的是政府指导下的、开放性的、自由经济与经济统制相结合的混合型市场经济体制。基于新加坡市场狭小、资源匮乏、地理位置优越等特点，新加坡矢志建立的是出口替代型经济，实现大进大出，外贸依存度超过了100%。为此成立隶属于贸易工业部的经济发 展局，负责制订和实施商业与投资策略，加强新加坡在全球商业与投资环球中的地位。而新加坡的工业化道路也非常独特：通过建立工业区来吸引全球企业投资，发展制造业，其典型是裕廊工业园区，已经成为全球工业园区的模板。
在迅速发展为工业化国家的过程中，政府导向还表现在：成立主权财富基金政府投资公司(GIC)与国有投资公司淡马锡，并控股新加坡航空、新加坡电信等公司，国有经济始终在经济中占有较大的份额。但为了保持企业活力、提升效益，也对一些国有企业进行私有化，甚至引入国外投资者。典型如新加坡电力。
社会与文化领域
新加坡经济发达、社会稳定、既接受西方文明的一些成果也注重保持东方文化特色。为了国际交流、获取信息的便利，英语是新加坡的工作语言，但新加坡也注重母语教育，小学阶段学习英语、母语与数学的时间分别占33%、27%与20%，中学阶段则在特别班继续进行母语教育。为了便于学生掌握汉语，新加坡还采用了简体汉字，这在大陆以外是唯一案例，因而成为新加坡与中国链接的一个特殊桥梁，对于改革开放后移居新加坡的百万中国移民无疑是一大便利，也促进了他们对新加坡的文化认同。
李光耀认为，西方文化也有不足的一面，如过于强调个人权利、个人自由、政治民主等，不注重集体利益、家庭观念、纪律与秩序、忠诚与服从等因素他认为东方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与现代经济并不矛盾，而且可以弥补西方文化的不足，为此倡导亚洲价值观。他的亚洲价值观主要是指影响东亚数世纪的儒家传统，包括重视家庭价值、勤俭、孝顺等传统价值。他眼中的东亚指日本、朝鲜、韩国、越南、中国，东南亚则为受印度文化与中国文化双重影响的混合文化区(我以为，至少还要加上伊斯兰文化的影响)。
中国现阶段面临的挑战
中国经济总量在全球坐二望一，人口全球第一，国土面积全球第三，致力于现代化国家的建设以便实现民族复兴。新一届中国政府确定的目标是：通过三大战略的实施(对内的长江经济带战略与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对外的一带一路战略)，把中国从有全球影响力的地区大国发展为综合性全球大国，实现中国梦。
中国现在面临的挑战大致如下。
提升软实力以匹配成型中的世界大国的身份与地位。为此需要结合传统文化、西方文明、自己在战争时期与和平时期的经验，建立并强化官民共信并切实推行核心价值观体系，以便对内凝聚国家与社会、对外吸引其他国家。这是最困难、最根本的挑战，但却是实现中国梦的必要条件。越来越多的人意思到这一点，但并没有找到恰当的处方。李光耀所倡导的亚洲价值观备受争议，实施效果有限，主要原因是：其内涵不够清晰，如何与西方文化结合并内化为每一个新加坡公民的价值观，途径不清。因此，这方面新加坡能给中国提供的经验有限。
在海外建立孔子学院、孔子学堂是中国提升海外软实力的一个尝试。个人评价是：耗费巨大、效果有限、副作用日增。主要问题在于：官方色彩太浓，外方作用太小，监督机制太弱。这方面，德国、法国、西班牙、日本有一些经验可学，英国与美国可取经之处更多些，新加坡并非中国取法的对象。
对外维护国际和平环境，对内保持社会稳定。为此，需要进一步改进与强化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此基础上改进各级政府的领导方式，建立高效、廉洁的服务型政府。这可能是每一届中国共产党中央领导集体与中央人民政府领导层的首要任务。以习近平为首的执政党领导层，在思想建设、组织建设、纪律强化等方面，以大力度推行了一系列措施，在改进党的思想作风与工作作风上取得了显著成效，在反腐败方面的成就为世界瞩目，为其他社会主国家所惊叹。这方面中国只能自己摸索，很难从新加坡人民行动党获得太多的启迪。
李克强为首的国务院班子在建立服务型政府方面做出了很大的努力，尤其体现在简化行政管理程序、推动经济创新方面。在这方面中国依然可以从新加坡取经。但如何把城市国家的经验运用于超大型经济体，则需要中国政府自己摸索。
防止国家分裂、实现国家统一，并保护海外利益。小国可以通过结盟或购买来实现国家安全，大国的国家安全主要靠自己，中国更是如此。中国遭遇外来入境的可能性不大，但国家分裂的隐患未消，统一大业还没有完成，为此，需要建设一支现代化、能打仗的军队。同时，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依然有潜力可挖，与美国对抗，无论是冷战还是热战，都不应该成为中国外交的主要选项，除非中国的核心利益受到严重挑战。
中国的海外利益在急剧增加，相应的保护能力严重不足，亟需建立相应的海外利益保护机制。这方面，中国或许可以从海外商业利益广泛的新加坡汲取到一些经验。加上大国所具有的更强综述实力，中国在保护海外利益上，应该比新加坡做得更好。
提升在国际制度中的影响力并建立自己主导的地区秩序。大小国家在国际关系中所发挥的作用不同，所扮演的角色也不同。小国主要谋求安全与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在此前提下试图发挥一些利他性的国际影响力，主要通过成为现有国际机制的负责人，或在某个具体议题上成为主角。而大国既要谋求自己的利益，还要体现国际责任，包括维护世界和平、促进经济发展、保护多元文化、促进文化繁荣，等等。对世界和平的责任主要通过安理会等机构来实现，包括和平与非和平手段。促进经济发展的责任包括提供援助、投资、国内市场、单方面优惠待遇等，通常还包括带动带动周边国家发展。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则是这方面的集中体现。这是双边途径。大国影响国际事务多边途径，在和平情况下通常通过国际制度来实现，包括领导现有的主要国际机构、创建新的国际机制。就中国而言，主要是增加在在国际组织中的影响力，其方式是增加员工数量、推荐更多的本国人或伙伴国人士出任领导人、增加投票权。新加坡公务员国际化程度高，一些经验可供中国借鉴。但是，这方面在一定程度上是零和游戏(特别是增加投票权)，因此不容易实现。创建新的国际机制就成了另外一个选项。这方面中国取法的对象是世界大国，在具体操作是，或许可以吸收包括四小龙在内的一些成功经验，包括引用他们的一些专业人士。
小结
基于前面的分析，可以得出结论：在过去三十多年里，处于追赶阶段的中国，从新加坡模式汲取了很多经验，而现阶段的中国，正谋求从地区大国到世界大国的跨越，能够从新加坡模式中汲取的东西越来越少。就研究者经常提到的经济领域而言，中国需要在完善市场经济体系的同时，进行多方面的制度创新，以便维持社会稳定、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经济现代化。
中国的复兴需要通过和平的途径来实现，中国的人口与国土规模、中国的政治体制、中国的发展水平等等，决定了她不能完全模仿别国，也很难为别国所模仿。如果说，前30年的中国有点像放大版的新加坡，那么，未来30年的中国则志在成为创新版的盛世唐：经济总量冠于全球但不谋求军事上的全球扩张、许多方面具有全球影响力但主要影响力限于亚欧大陆中东部的现代版中央大国。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国际战略室副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