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经济的动态增长来看，人口长达35年之久的超低生育率和低增长率，导致很严重的人口少子化和老年化，特别是22岁到44岁消费、就业、创新和创业之主力人口的萎缩，加之人口流动和城市化的扭曲，导致了劳动力供给的相对和绝对减少，总需求的持续疲软，以致于生产成本的上升，和供给的全面过剩。
劳动力成本的快速上升，使相当多的制造业相对于东南亚、印度、北非等地，失去了比较成本优势，使大量的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向外转移。结果，既使制造业的投资建设放缓，甚至收缩，又使制造业的增长速度下行，还使出口竞争力受到影响，货物出口增长再现了负增长。
从国内的产业及其消费需求看，由于22岁到45岁经济主力人口的猛烈收缩，导致了住宅和汽车等消费的突然萎缩（有人认为汽车按照发达国家的万人拥有水平，还有上升空间。但是，农村人口大量的是老人，城市人口老年化程度更高，这两部分人口对汽车的需求愿望和能力都较低。）；而住宅和汽车需求的放缓和疲软，致使与此有关的钢铁、煤炭、水泥、有色冶金、建筑材料、家俱、家电、机械制造、橡胶等及其关联和配套制造业、建筑安装工业等全面过剩。
由于对人口流动的管制及其对城市化的影响，虽然2015年城市化水平还只有56.10%，农村中目前还有60346万人口，但是其中老龄化的程度已经非常高，已经指望不上这部分人口向城市迁移；虽然，在城市中有务工劳动力人口27747万人，但是由于城市中没有其住宅、公共服务和社保，相当多的部分，中老年时，还是要回到农村。
其经济后果是：未来经济增长相当程度上失去继续推动城市化进程的动能；城镇的住宅生产供给过剩，而其需求却流回农村；由于农村收入，特别是农村老年人口收入和保障是城市的三分之一，甚至更低，未来不但不可能再指望这些人口成为汽车和住宅的消费主力，就是普通的消费水平也比城市老年人口低得多，形成巨额的消费塌陷。
这样扭曲的局面，对中国未来经济大的格局和趋势，形成了以下重大的影响。
首先，传统工业化提前10到15年结束。传统的工业化发展阶段比一般国家至少短了10到15年。比如，中国台湾地区8%以前的经济增长时间，从1950年到1997年，长达48年，从8%速度掉下来的那年，人均GDP为当年汇率价14048美元；韩国8%以前的经济增长时间，从1960年到2002年，长达43年，从8%速度掉下来的那年，人均GDP为当年汇率价12094美元；而中国1978年时，官方高估汇率人均GDP为244美元，黑市汇率为人均39美元，即使乘以购买力平价3倍，人均GDP大约为120美元左右，城市化水平只有17.9%；从那里算现代意义经济增长，8%以前的时间，从1979年到2011年，只有33年，从8%速度掉下来的那年，人均GDP为当年汇率价5447美元。
正常的工业化阶段，一般是一个经济较高速度增长的发展区间。可以看出，从人均GDP看，2011年时，我们并没有达到工业化完成时的收入水平；从时间看，我们与韩台相比，8%以前增长的时间，实际也就是工业化时间短了10到15年。
其次，产业提前转移，但准备不足。由于国内产业过剩，特别是制造业利润较薄，提前逐步地向国外转移，特别是2015年以来，开始较大规模地向外转移，并且中国对外非金融国际直接投资规模从2016年开始大于境外对华非金融国际直接投资规模。
然而，由于工业化的时间缩短，各方面准备不足：（1）品牌和渠道积累不足。从品牌积累和市场渠道方面看，以往国内许多制造业为国外品牌代工生产，国内积累的国际知名品牌较少，在国际上销售渠道和网络也没有成熟。（2）产品质量和性能方面的问题。从产品质量看，由于工业化短了10到15年，粗放性大规模化生产期转型和过渡的时不长，从标准水平到工匠精神，再到有质量和性能的产品，没有形成精细化制造的秩序和过程。
（3）主体还没有形成中国有竞争力的跨国公司。以往大型国企和私营企业走出去是为了寻工程和找资源，或者修路筑坝，或者出去寻找和投资油气田和铁铜等矿区；而小微企业走出去，主要是投资和兴办餐饮、小旅馆、加油站、超市等，这部分向国外的投资者有可能移民，投资有去无回。主体上看，主要是国有企业出去，或者大中型的私营企业走出去，从主体上看，没有形成中国有竞争力的跨国公司体制。
（4）走出的软实力不足。在文化融合、宗教交流、新闻舆论、企业形像、民间组织、契约谈判、规则制定等方面，中国经济外交，以及走出去的企业，都没有准备，经验不足，竞争力不足，因软实力不强而失败的投资和项目也很多。
再次，受阻和不能市民化的半城市化。无论主观意愿如何，农村人口城市化，是一个国家从不发达国家向发达国家转变的必然过程。世界上还没有一个人口大部分在农村，而成为现代化发达国家的案例。
（1）城市化受阻淤积巨额的农村中老年人口。由于过去城乡分割的户籍管理体制，导致了数亿人当年没有能及时地从农村逐步地向城市转移，使其失去了提升教育水平、成为产业工人、城镇创新创业、知识代际传承、收入水平提高、消费水平升级等这样的机遇。
而这样巨额的人口，现在成了农村的中老年人口，就知识、技能和资金能力，他们不可能再向城市转移，不可能成为购买住宅和汽车的消费能力人口，是人力资本含量最低的人群，无法成为继续推动国民经济高速增长的动能。
一些经济学家们在计算未来的国民经济增长速度因素时，忽视这样巨额人口的特殊性，将中国城市化水平、每万人购买家庭汽车水平等简单与日本、德国、韩国、中国台湾等地比较，推断中国若达到这些国家城市化水平、每万家庭汽车拥有量等发展指标，国民经济还有巨大增长潜力。这显然是错误的。
（2）城市化的回逆。由于进入城镇农民工在农村没有财产性收益，大部分农民工因城镇中的房价太高而不能购买务工地的住宅，许多城市不向进城农民工子女提供平等的公共教育服务，农民工的医疗和养老保险不能异地转移和接续，并且参保率较低。因此，进入城镇中务工的许多农民，并没有成为真正的市民。
他们中相当大的比例，青年时从农村出来到城镇中务工，为子女的教育结婚和在村子建房及镇上及县城购房挣钱开支，而到老年失去务工能力时，再回到农村养老终生。也即中国的城市化，相当多的人口流动，是农民工青年出来进城，老年回到农村，没有市民化的“城市化”。这部分人口，也不可能成为买车和购买城镇住宅的经济主力人口；回到农村后，与城镇老年人口相比，消费水平也要低得很多，形成消费需求塌陷人群。
（3）城乡空间上的二元分层，又被转移入城市中，形成新的人群之间的二元分层。相当多进城务工的80后和90后，以及以后的21世纪后，他们进城务工后，与其父母相比，不愿意从事体力劳动；挣钱以自己生活消费和积累为主，汇回家乡的越来越少；他们不会从事农业生产活动，其土地可能流转了，或者农村中没有他们的宅耕林地了。
因此，他们中有的因生活方式等可能不愿意再回农村，有的因没有土地和农业生产技能回不了农村。然而，由于他们也是购买不起城镇住宅，其子女仍然得不到公共教育服务，社会保障薄弱并没有以房养老可能。这些没有完全市民化的新农民工人口，其收入水平、财产拥有、公共服务享受、社会保障、消费能力等方面，与城镇户籍居相比差距很大，形成城市内人群的二元分层，实际是将原来城乡地域上农民与市民的二元分层，转移到了城市之内，形成了新的二元分层。
再次，服务业发展阶段提前到来。从中国城乡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变动来看，过去由于上述户籍等诸方面的障碍，使城市化滞后，而城市化水平与服务业发展高度相关，使服务业发展也滞后；建国后60多年无论是计划经济时期，还是市场经济阶段，都推进工业的现代化，使得工业化超前。
然而，由于经济主力人口的突然收缩，加之人口流动受阻造成的住宅、汽车和其他消费塌陷，使得工业全面提前过剩。而人口中老年人口快速增长，再加上青少年人口劳动的非体力化和消费观念方式的改变，诸如旅游、教育、医疗健康、文化艺术、信息网络等消费增长较快，国民经济服务业化阶段提前到来。然而，这些领域，大多都政府和国有垄断，管理体制僵化，计划经济和行政化色彩较浓，在准入、资本、经营等方面没有完全向社会开放。
总之，工业化阶段的结束使制造业增长乏力，其投资收缩；城乡人口、土地、资金双向流动不顺畅和要素利用不能盘活；服务业领域体制障碍很大，投资不能正常进入；后面再提到的，新的增长领域，又没有被开拓。这种大格局的变动，导致了国民经济增长的下行。引起这样大格局变化的基础因素，是人口增长速度和结构的剧烈变动及人口市民化的长期受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