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报：部分企业非理性投资危及经济 但走出去战略不变
上半年中国企业对外投资下降超四成。在今年以来的强监管态势下，中国企业对外投资似乎“降温”不少。中企“走出去”真的放缓了吗？专家指出，部分企业“非理性投资”既危及国家金融和经济安全，也损害中国企业的国际形象。今年以来的监管就是要防风险祛“虚火”，但中国鼓励企业“走出去”的战略不变，中企出海行稳方能致远。
对外投资更理性
据商务部消息，今年1-7月，中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48个国家和地区的4411家境外企业新增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累计实现投资572亿美元，同比下降44.3%，非理性对外投资得到进一步有效遏制。
国家发改委投资研究所研究员张汉亚对本报记者分析指出，上半年中企境外投资下降，主要是由于去年同期基数大，但大量快速的对外投资增长也带来良莠不齐的局面。近段以来国家加强对境外投资的核准和审查，非理性投资的局面也有所扭转。
三元股份联手复星集团收购法国健康食品公司，南钢股份控股股东收购德国汽车轻量化企业，海能达收购加拿大卫星技术公司……近期A股上市公司披露的一系列境外投资方案，也显示出中国企业境外投资渐趋理性，其中一个表现就是动辄上百亿元的大型境外投资案明显减少。统计显示，今年A股上市公司大多数境外投资金额低于10亿美元，几亿甚至几千万美元的投资明显增多，占比达70%以上，且多数境外投资瞄准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升级和国际产能合作。
防范风险袪“虚火”
今年以来，对于境外投资的监管亦不断完善。日前，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四部委《关于进一步引导和规范境外投资方向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鼓励、限制和禁止的3类境外投资活动。今年早些时候，国资委和财政部亦先后**《中央企业境外投资监督管理办法》和《国有企业境外投资财务管理办法》，规范国企尤其央企境外投资。
为什么要加强对企业境外投资的管理？针对指导意见的**背景，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表示，中国企业境外投资存在一些问题，例如一些企业将境外投资重点放在房地产等非实体经济领域，不仅未能带动国内经济发展，反而导致资金跨境流出大幅增加，冲击中国金融安全等。
张汉亚认为，以往部分中企境外投资存在为了“出去”而出去的情况，最终亏损的失败案例很多。在复杂的国际形势下，许多企业在投资决策前缺乏对当地的政策、法规等进行深入了解。这既影响企业受益，也导致国家外汇的损失，部分企业甚至有以境外投资为借口转移资金的嫌疑。这种跟风“虚火”对国内国际都造成不好的影响。
“走出去”大势不变
值得注意的是，境外投资的新规并未“一刀切”，既有“红线”“禁区”，也明确了鼓励方向。“企业高管最担心的是境外投资并购项目能否被审批，最近的境外投资指导意见出来后，国家鼓励、限制、禁止境外投资项目得以明确，企业减少了不必要的担忧，也可少走弯路。”普华永道中国中区咨询服务主管合伙人李明说。
此外，据普华永道统计，今年上半年中国企业对外投资项目数量与去年相比相近，这说明今年中国对外投资活跃度并没有下降，中国企业“走出去”大趋势并没有变。例如，当前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合作正稳步推进。1-7月，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的50个国家有新增投资，合计76.5亿美元；在“一带一路”沿线的61个国家新签对外承包工程合同额780.9亿美元，占同期总额的57.7%，同比增长32.6%。
“国家仍然鼓励企业‘走出去’。”张汉亚说，对境外投资的严格考察，并不妨碍继续鼓励对外投资。特别是在“一带一路”建设中，需要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走出去。而从总体投资额来看，虽比去年有所下降，但今后还是会呈现稳定的增长。
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
媒体：民企仍是中企境外投资中的“关键先生”
为境外投资正名：民企仍是中企出海“关键先生”
中国民营企业出海的航船会否失速？在商务部等四部委对房地产、影视娱乐和体育俱乐部等领域的境外投资亮起“黄灯”之后，市场颇多猜测和议论。我们以为答案简单而明确：中国民企走出去的大势不会逆转，民营企业家仍然会是中国企业境外投资中的“关键先生”之一。但是毫无疑问，在投什么，怎么投的问题上，民企会有更审慎的选择。
在我们看来，新近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引导和规范境外投资方向的指导意见》，更像是一次适时的点刹。这份文件更多地指向投资方向和与此相关的资本运作方式，很显然决策部门无意干预整个境外投资大势，不仅乐见其成，还承诺给与更多的支持。这种态度不难理解。2014年，中国对外投资首次超过外商直接投资（FDI），目前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对外投资国。无可争议的是，这越来越多地成为市场主导下企业的自主选择。中国企业希望在国际竞争中赢得更多的话语权，借助全球资源、技术和市场实现转型与升级。在这场走出去的大潮中，民企所占比重不断提升，在一些省区已经超过了五成。
更何况，这样一种局面本身即是政府和市场共同努力的结果。从2009年发布第一份《境外投资管理办法》至今，决策部门对境外投资经历了从管到放的过程，尤其是最近几年，推进境外投资便利化，落实企业投资决策权成为主旋律。这与中央政府推动“放管服”的改革一脉相承。不仅大部分投资项目改为备案制管理，外汇使用和信贷投放等方面，也不再像过去那样有太多限制和繁琐的手续。期间，国家发改委等十二部门还曾专门发文鼓励民企境外投资。凡此种种，如果再考虑到过去两年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可以解释中国对外投资飙升的大部分原因——联合国贸发会议发布的 《2017世界投资报告》。2016年中国对外投资创历史新高，达到1830亿美元。
毋庸置疑，这其中伴随着持续增加的非理性行为，过去几年，决策部门也曾多次提出警示。境外并购向来被看做“胜者的魔咒”，一些企业显然低估了适应投资地文化、社会规范和监管制度的难度，高杠杆的海外并购更可能使这些风险沉淀为昂贵的“学习成本”。从实际操作来看，一些企业在国内大量借贷收购外币资产，或以“内保外贷”的方式支撑海外投资并购，极易导致严重的货币错配风险，一旦出问题就可能殃及国内银行体系。或许正因如此，监管部门将其上升到“冲击我国金融安全”的高度。
不过我们确信，民企出海的趋势还将继续，尽管速度或有快慢，投向也将有别于过往。原因在于，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对相当一部分中国企业来说，构建全球一体化生产体系是必需之选。“别让曹德旺跑了”的喧嚣，只是以另外一种方式确认了这种选择的无可替代。在全球范围内的资源配置和掌控能力正在成为很多中国企业的的必答题，无论是获取经验、技术、品牌和人才以增强竞争力，或是以全球资源，嫁接中国动力——引入适合在中国市场推广的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满足不断升级的消费需求。甚至对中小公司来说，海外投资并购也不再是一件与己无关的事情。
正是基于这样的判断，我们以为，在引导与规范境外投资的同时，也要避免可能出现的“妖魔化”倾向。毋庸讳言，坊间不乏这样的论调，原本正常的民企境外投资成为被质疑的对象，甚至被粗暴地贴上资本外逃的标签，扣上冲击金融与经济安全的帽子。在这种语境中，一些企业家生怕“躺**”，继而讳言境外投资。值得欣慰的是，决策部门显然并未受这些杂音的干扰。七八月间，北京三元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宣布与复星集团联手收购了法国健康食品百年品牌St-Hubert，此后复星集团旗下南京南钢钢铁联合有限公司成功完成对德国汽车行业轻量化专家KolerBeteiligungsGmbH的控股收购。这些在境外投资监管“风暴”中公开的案例，或许可以看做一种更为明确的政策宣示。其实更值得关注的是，这些投资将怎样改变中国企业自身的实力，又将如何塑造中国经济的新引擎。
所以我们确信，在经历此次调整后，相关政策基调仍会延续。如果将境外投资看做一条正在建设中的高速路，无论是限速带或者红黄绿灯等交通标识的设置，无非是为了在保证畅通的同时保障行车安全。更何况，理性地看，大部分投资领域仍处在“绿灯区”。
来源：经济观察报
亚洲国家涌向印度投资：砸钱最多的是中日韩
境外媒体称，印度崛起，开始吸引全球关爱的眼神，掀起投资印度热潮，不仅欧美厂商争相抢进这个具有全球第三大经济体潜力的国家，亚洲地区也不落人后，积极“卡位”，涌入大批资金，其中最大献者就属日本、韩国、中国大陆及台湾地区，投资实力足与欧美厂商平起平坐。在印度的外资占比中，亚洲国家已从不到10%，急剧拉升至近30%。
台湾中时电子报网站8月24日引述《印度时报》报道称，印度近年来吸引外资有成，除了印度政府大举采取开放政策外，印度市场深具发展潜力，也是吸引全球投资者关爱眼神的重要幕后原因。
报道称，随着印度快速崛起，全球企业都想分印度成长果实的一杯羹，开始向印度“砸钱”投资，使得印度成为最受外资欢迎的地区之一。
在过去4个财年中，亚洲投资者占到印度外国直接投资的比重翻了几番。根据凯尔评级公司数据，在2014和2017财年期间，亚洲投资者占到的比重大约28%。这些投资者来自10个亚洲国家和地区，包括新加坡、韩国、中国香港、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菲律宾、斯里兰卡、中国大陆及台湾地区。
在过去，印度的外资主要是来自美国、英国和欧洲其他国家。如今随着亚洲经济实力的水涨船高，大举展开对外投资，使得亚洲占印度外国直接投资的比例开始急剧拉升。根据花旗的数据，以往所占外资比例不到10%，现在这个比例已升至25%至30%，其中最大的贡献来自韩国、日本、中国大陆及台湾地区。
报道称，星展银行新加坡经济学家拉奥认为，从西方保护主义的眼光来看，亚洲投资者越来越倾向印度，开始将资金砸向印度，展开“卡位”动作。
花旗南亚地区负责人舒克拉表示，大量外资涌向印度，其中押注最大的产业是印度的电子制造业。
另外，东南亚国家中，新加坡对印度也是情有独钟。凯尔评级公司首席经济学家萨博那维斯指出，新加坡是印度外国直接投资的主要来源之一，因为该国对公司来说具有特殊的税收优势。
来源：新浪财经，责任编辑：帅可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