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是美国“金融海啸”十周年，美国持续的就业数据向好、特别是近期二季度意外强劲的欧洲经济数据，让全球投资者的乐观情绪掩盖了很多世界经济长期存在的结构性问题。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美国作家米歇尔·渥克（Michele Wucker）通过《灰犀牛：如何应对大概率危机》一书向发达经济体发出警告，并用“灰犀牛”比喻经济中发生概率大且影响巨大的潜在危机。
该词于2017年7月17日首次被我国主流媒体引用——《人民日报》发表的评论员文章称，“既防‘黑天鹅’，也防‘灰犀牛’，对各类风险苗头既不能掉以轻心，也不能置若罔闻”。随后7月27日，中财办在新闻发布会中首次对“灰犀牛”的概念做了详细解读：“灰犀牛”一般指问题很大，也早有预兆，但是视而不见，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结果导致了后果严重的问题或事件。对于存在的“灰犀牛”风险隐患，中财办列举了影子银行、房地产泡沫、国有企业高杠杆、地方债务、违法违规集资五大类问题，并提出要摸清情况，区分轻重缓急和影响程度，突出重点，采取有效措施，妥善加以解决。
中国“灰犀牛”风险化解要有轻重缓急
引用舶来的“灰犀牛”概念警示中国经济，是我国宏观管理部门一种未雨绸缪的态度。任何经济体在发展过程中都面临两方面风险：“灰犀牛”意味着长期的、趋势性风险，而“黑天鹅”则是那些难以预料的短期冲击。因此，要有效化解“灰犀牛”问题，就要保持“耐心、信心、恒心”，区分轻重缓急、有序推进。
我国当前面临的几只“灰犀牛”中，地方债务和国企高杠杆应该是2017年改革重点推进的领域，也是既有方针的深化。过去五年来在解决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负债率高的问题政策，是连贯、一致和长期的——针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2014年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在金融业界造成了巨大影响，改变了很多债券团队的盈利模式，其中提出要建立“借、用、还”相统一的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机制、制止违规举债，今天看来无疑是正确的方向性举措；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习近平总书记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出“三去一降一补”，也是对治理地方债务和国企高杠杆问题的延续和深化，通过推进资产证券化、债转股、加大股权融资力度等方式，达到盘活存量资产、降低地方和国有企业负债率的目的。
全球最大的“灰犀牛”风险是贸易保护主义
除了中国的宏观经济改革的进程，全球“灰犀牛”风险更应引起投资者的高度警觉。而且，中国经济在全球的地位日益提高，中国的很多改革经验和倡议也可以成为增进世界范围民生福祉的解决方案。
在我看来，世界范围内不断抬头的贸易保护主义所引发的逆全球化，是当前全球经济最大的“灰犀牛”。在过去的三十多年中，受益于贸易自由化和生产分工全球化，全球贸易量持续上升、全球居民财富显著增长，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经济体也取得了飞速进步。但是，当前美国简单将 “灰犀牛”归咎于全球贸易自由化，大力推行“美国优先（America First）”原则和“再工业化（Re-industrialization）”政策，妄图重新筑起贸易保护主义的壁垒，增加了全球经济下行的风险，这些举措不仅会为新兴市场带来财富萎缩，就连同处发达国家的欧盟也感到压力并明确反对。
针对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的“灰犀牛”，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无疑是众望所归的“中国办法”，是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积极尝试，获得了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大量发达国家的高度认同，包括英国在内的美国传统盟友积极参与亚投行建设就是最好的范例。究其根本，“一带一路”倡议是建立在各国共同的利益基础之上的，旨在通过战略对接、优势互补，积极发展与沿线各国的贸易关系，共享全球经济发展成果。 “一带一路”倡议给世界各国提供了重新构建全球贸易新秩序的战略机遇——全球经济增长不应该是非此即彼的零和博弈，而是开放包容和互利共赢。
化解全球金融“灰犀牛”风险也期待中国办法
国际经济另一头“灰犀牛”是严重的货币超发和日益兴起的互联网金融之间的结构性矛盾问题。一方面，金融危机以来，为了改善持续低迷的经济状况，美国、日本、欧洲相继推出量化宽松政策，辅以持续扩张的财政政策，其所产生的外溢效应导致了全球流动性的泛滥，造成了资本过剩和资产价格膨胀等现象。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欧美一旦追求货币政策正常化、回收流动性，短期内很有可能会造成全球大宗商品价格和汇率市场的剧烈波动，给发展中经济体带来资本外流和资产泡沫破灭的风险。
另一方面，第三方支付和数字货币的快速发展让金融“去中介化”趋势明显，除了广域网络先天性的技术层面漏洞，以比特币为代表的数字货币也给了非法跨境资本流动提供了新工具，这种非传统法定货币不具备强制性和法偿性等货币属性，在交易过程中容易被各种现实势力所利用，造成一国财富被清洗，甚至是全球金融“利率、杠杆、信用”的市场失灵，最终带来实体经济衰退。
中国的互联网金融经历了过去几年快速、曲折发展的历程——由于中国人口基数大、消费升级迅速，中国的移动支付领域已经领先全球，而很多不规范的P2P带来了局部庞氏骗局风险。这些发展中的金融问题并没有造成中国金融信息化的“因噎废食”，而是在“三去一降一补”化解遗留问题的同时，逐渐完善混业经营下的信息科技监管体制。
央行自2011年以来一直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避免因为经济下行压力而超发货币；一行三会对第三方支付行业的监管也日趋科学合理，备付金集中存管制度的建立和网联平台的上线，使得客户的资金和信息安全均有了一定的保障；对于数字货币，央行等五部委早在2013年就发布了《关于防范比特币风险的通知》，明确提出了比特币在使用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各类风险，并基于跨境资本流动持续对监管协调拾遗补缺。这些中国特色的监管创新，无疑也可以被国际金融监管机构所借鉴，用中国经验应对全球金融“灰犀牛”。
总之，全球经济一体化是大势所趋，中国作为越来越有影响力的负责任大国，应对经济问题的“中国办法”虽然未必能在短期得到所有国家的认可，但是只要我们不忘初心、以笃定务实的精神，通过连贯、一致和长期的宏观经济政策，践行“一带一路”倡议、贯彻金融的脱虚入实，就一定会在国际社会上得到更多的认可，为全人类化解“灰犀牛”风险贡献中国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