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体现出显著的发展中经济体的特征，依靠的动力主要有四个：
一是改革红利。主要是采用了“承包制”，从家庭联产承包，到集体工厂的承包，甚至在财政方面也采用了地方包干的制度。承包制明确了责权利，解决了人们吃大锅饭的问题，多劳多得，人们的积极性自然就发挥出来了。
二是开放红利。从一个封闭的经济体参与到全球贸易和产业大分工中，市场需求得到了极大的释放和扩容。尤其是2002年加入WTO以后，中国以发展中国家的身份获得了诸多有利的贸易条件，从而向全球输出“中国制造”的商品，带动了国内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
三是人口红利。按照刘易斯的经济发展理论，在城乡二元经济体制下，农村人口为工业化进程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力，推动中国经济快速的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过程。同时，进入城市的劳动力也创造了巨大的住房、医疗、教育和日常消费等需求，带来了房地产和制造业的空前繁荣。
四是资本红利。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过程，也是人们收入快速增长的过程，加上中国特有的高储蓄文化，在货币体系内形成了巨大的、廉价的储蓄资本，有效的支持了中国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的融资需求，降低了资本品生产的成本。同时，高储蓄率也大大支持了股票、债券等直接融资方式，带来了资本市场的繁荣。
但是，当前来看，这四大红利正在或者已经消失，旧动能已经越来越不可持续。以承包制这种简单形态的市场化改革，已经不再适应当前技术和市场的要求，比如一家一户的家庭承包制，完全不适合大型机器设备为主的农场式集中作业，形成不了技术和规模经济优势。WTO规定的对发展中国家的保护期已过，很多贸易条件开始对中国不利，尤其是特朗普上台以后，贸易摩擦和壁垒不断升级。刘易斯拐点已过，人口老龄化越来越严重，人口红利不仅消失，而且还由于养老金对储蓄的侵蚀造成人口负债，即越来越多失去生产能力的老人需要社会赡养。过去支持制造业等实体经济的居民高储蓄，如今都在向房地产业集中，大量的银行信贷投向了房地产，在制造了房价泡沫的同时挤出了新兴产业的投资，因此高储蓄率带来的资本红利也在逐渐消失。
旧动能的难以维系，需要新动能的快速切入。从现实来看，新旧动能的切换至少需要认识到以下几点：
第一，做好打持久战的心理准备。新旧动能的切换是一个浩大的系统性工程，也是一个需要时间积累、文化积淀的长期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从理论和经验来看，任何一个新周期的培育都需要长时间的底部积累（至少五年左右的时间）。
第二，通过市场机制最大化的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和资源。新旧动能转换不只是政府的事情，要通过各种机制动员起全社会的力量，这个机制靠什么，靠的肯定不是行政命令和计划安排，而是市场化机制。通过市场化的激励机制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来推动新旧动能转换。
第三，顺应技术和市场发展趋势，结合当地资源禀赋，构建差异化、特色化的新动能培育路径。过去不进行战略规划，单纯以数量和规模驱动型的招商引资建产业园区的模式行将就木，政府应该发挥顶层设计者的作用，进行专业的规划和布局，根据当地特有的资源塑造特色产业，走特色化的产业之路。
第四，新动能的培育不仅需要敢于创新的企业家精神，更需要敢于担当的政治家精神。大家都熟知以创新为内核的企业家精神，但是敢于担当、敢于为企业家创新创业提供空间的政治家精神更加重要。
第五，新动能的培育是从供给侧改革开始，但还是要以有效需求为最终检验标准。新产业也存在产能过剩，比如过去几年全国搞的光伏产业。因此新动能的产生，不是供给侧说了算，应该是市场的有效需求说了算。没有市场的新动能是假动能，只有供需两侧达到再平衡，才能说是新旧动能完成了转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