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译自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刘俏教授英文新书CorporateChina 2.0:The Great Shakeup。刘俏教授在本书中聚焦“伟大企业”进行了系统解读，并分析了翔实的中国案例：为了提高整个经济体的投资资本收益率，对于中国经济的微观单位——中国企业而言，意味着它们需要将战略和经营的侧重点从对“规模”追求转向对“价值创造”的追求。
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一个幸运的人。我生于1970年，在我生命第一个十年将要结束时，中国最高领导人邓小平推行了改革开放政策。而在我生命的第二个十年，一场创业浪潮重新定义了中国的经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引入解放了数以亿计的中国人的生产力，中国大地上数百万家乡镇企业如雨后春笋般相继成立。中国的私营企业开始腾飞——毫无商业经验的张瑞敏、柳传志、任正非和鲁冠球在八十年代分别创立了海尔、联想、华为和万向。
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开启了中国新一轮的经济改革和第二次创业浪潮的篇章。而这次不同的是，有许多受过良好教育的人离开了他们工作已久的学术机构或者政府部门开始下海经商，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政府也开始推行国有企业改革，并在上海和深圳开设了证券交易所。
在我30岁时，中国于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实现了“走出去”。许多互联网行业的先驱们乘着这股技术革新的浪潮，纷纷创立了自己的公司，但其中大多数皆以失败告终。而那时幸存下来的少数却在日后蓬勃发展并成为中国IT行业的巨头，比如我们现在熟知的阿里巴巴，腾讯，百度和京东。
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中国的国际贸易额开始直线飙升，与此同时，中国的房地产市场迎来了持续十几年的繁荣景象。而快速上涨的房价也在深刻改变着中国的经济结构和地方政府的行为模式。一方面，房地产的繁荣为中国GDP的增长做出了巨大贡献，另一方面，它也为中国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埋下了隐患。
当我快40岁时，2010年前后，我选择在北京定居。那时，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且超过美国一跃成为全球最大的制造国，中国几乎占领了全球总制造业增加值的四分之一。我在人生的前四十年享受到了生活水平的大跨越，亲身体验了以市场为导向的发展方式如何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崛起，亲眼目睹了中国成为全球最具活力的经济体。
过去三十五年，中国保持着两位数的GDP增长率，整个国家就像一个巨大的建筑工地——摩天大楼正在拔地而起，起重机遍布各地。仅在2011年至2013年，中国使用的水泥量就超过了美国在整个二十世纪所使用的水泥（6.5千兆吨vs.4.5千兆吨），这些辉煌的经济成就彪炳千古。自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推行经济改革以来，中国已经有6.2亿人口摆脱了贫困。
一路走来，我也感受到了中国企业之崛起带给我的振奋。目前，根据2015年财富全球500强公司名单，中国拥有超过20%的按销售收入计算的全球最大公司。中国已成为全世界最大的汽车制造商，最大的家用电器制造商，以及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而财富也在爆炸式地增长，根据“福布斯”2015年中国富豪榜，仅在北京一地，就有101位亿万富翁上榜。
巴黎、伦敦和纽约的大商场或是奥特莱斯里，说着各种方言的中国游客随处可见，他们手中握着iPhone，肩上背着Chanel，脚上踏着Prada。就像做梦一样，西方国家花了超过300年时间才发生的事情在中国只用了30多年就已实现。中国经济发展得太快，快到我们许多人以为中国经济理所当然会长久地保持这种高速增长。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身边逐渐涌现出从其他角度看待中国经济和企业的声音。当我快过46岁生日时，中国经济迎来了结构转型的巨大挑战。那些长期以来支撑中国经济快速崛起的因素正在失去它们的魔力：一度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开始老龄化，并且劳动力成本逐渐上升；全球化的推动力正在慢慢减弱；信贷催生的高投资率造成各地的债务存量过大和行业明显的产能过剩；而中国企业家和创始人对于中国经济将会长期高速发展的坚定信念正在遭受侵蚀。
潜在的经济增长率开始放缓，2015年，中国的GDP增长率自1991年以来首次低于7%，仅为6.9%，人们开始对中国经济可持续性增长的愿景提出质疑。目前，中国的决策者和企业高管都认同中国经济的增长模式迫切需要实现由投资拉动向消费拉动，由粗放式发展向效率驱动的结构性转型，希望这一切还没有为时过晚。
同时，中国经济的结构性转型也给中国企业里的佼佼者们提出了全新的挑战，长期以来，经济快速增长下的结构性问题也逐渐浮出水面。中国连续35年的投资狂热造就了许多企业巨无霸，但他们中的大多数都背负着沉重的债务，并且无法得到合理的收益。例如，尽管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汽车制造商，但本土品牌在产业链上赚走不到5%的利润。2015年，中国大陆98家“财富”全球500强企业中，12家净亏损。其中，中钢集团，甚至无法偿还债务。贵为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大国，大多数中国企业在价值链的低端市场上竞争激烈，中国制造的产品仍然摆脱不了廉价和山寨的标签。在此之上，我们反复去问一个问题：中国拥有伟大的品牌和伟大的公司吗？事实上，真正伟大的中国公司尚未诞生。
彼得·德鲁克将企业比作“小型共和国”，中国企业是中国经济的微观基础。只有当微观单位，即中国企业，展现出强大的价值创造能力时，中国总体经济才能够健康持续的发展。我们回顾一下增长的含义：增长率=投资率×投资资本收益率（ROIC），投资率和投资资本收益率都能够促进增长。但是，中国经济的转型需要将驱动因素从投资率转向投资资本收益率，唯有这样，中国经济才能实现从数量增长到质量增长的结构性转型。为了提高整个经济体的投资资本收益率，对于中国经济的微观单位——中国企业而言，意味着它们需要将战略和经营的侧重点从对“规模”追求转向对“价值创造”的追求。
目前，中国经济面临着看似长期减速的开端。悲观主义者已经给出中国经济将会长期发展停滞的预言，这些言论不禁让人回想起日本“丢失的十年”。类似的事件会在中国发生吗？我们应该如何防止其发生？强烈的担忧使人们急于向中国经济学家寻求答案。不幸的是，大多数经济学家目前仍忙于讨论什么样的宏观经济政策更适合吸收过剩的产能和去库存，以及如何缓解企业的负债压力。而对于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一名词的少数人来说，他们也是失败的，因为这些人只会创造一个没有任何意义和实施性的模糊的术语，甚至还有可能误导人们对问题真相的理解。不管我们如何阐述这种现象，中国目前面临的结构性问题的本质是毋庸置疑的：中国经济的增长需要提高资本的效率，因为我们深刻地认识到像过去三十年那样疯狂投资的模式已经难以为继。当经济下行时，人们喜欢调侃经济学家，理由是——他们在做的事情往往不是人们期望他们做的。
作为经济学家，我试图提供一个理性的框架来使人们了解事实之真相。于我而言，答案是非常简单和直接的——中国需要培育一大批伟大的企业，这些伟大的企业能够长期保持高水平的投资资本收益率。只有当真正伟大的企业傲然屹立于中国经济的每个节点上，中国经济的微观基础才得以巩固，并实现长期稳定的发展。当然，我的阐述立刻引发了许多还未被解答的问题：为什么中国有大公司却鲜有伟大的公司？为什么拥有伟大的公司很重要？什么样的外部或者内部原因制约了中国出现伟大的企业？什么样的制度能够促使中国企业真正变得伟大？我们应该如何巩固中国经济的微观基础，以实现可持续发展？
我将在这本书中解决以上这些问题。
作者：刘俏
CORPORATE CHINA 2.0：THE GREAT SHAKEUP
伟大企业的崛起是中国经济第二次转型成功的关键，伟大的企业指的是那些能够长期保持高水平的投资资本收益率的公司。同时，这本书讨论了制约中国出现伟大企业的内部和外部因素，并且重新界定中国企业的目标和使命。从追求规模到追求效率，是中国企业即将开启的第二次长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