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管理学界来说，历史上难得的机遇：“大数据”——最接近映射物理世界的宝藏，“云计算”——社会化配置的计算服务及数据分析工具，无所不在的互联网和物联网不断产生的数据，开启了管理科学研究的新范式和新工具，是管理科学发展史上最接近现代科学技术的一次“相遇”。抓住了，管理科学研究会涅槃重生，抓不住，将继续被边缘化。管理学界应在这次新科技革命激励下拥抱大数据，拥抱云计算支持下的计算实验和计算机模拟仿真技术，改变自己的学术范式，实现自己的历史使命和社会担当。
一、中国正处于新一轮科技革命、产业变革和经济转型历史交汇点上，抓住了就是机遇，错过了就是挑战。
人类社会—计算机—物理世界三元融合、信息系统与物理系统的融合（CPS），使信息服务进入普惠计算时代。智能手机、平板电脑及移动互联网的兴起，使人们手握一个智能终端，随时随地获得想要的解决方案。。
2008年，IBM的CEO彭明盛说，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几乎任何东西都能数字化、互联化......还有什么信息不能被挖掘、分析、优化、决策到提供一个整体解决方案。这就是“智慧地球”的起始点，自此一切开始“智慧”（Smart）化了。2007年，“云计算”就像戳破窗户纸那样使人豁然开窍：为什么硬件和软件不能外置？“使用而不占有”成为分享经济的哲理。“云计算”开始商业化了。开启人们开发、生产和应用计算机的新格局，IT业重新洗牌在即，人们使用计算机的方式发生变化。又是2008年，人们发现一个人类获取和发现新知识的大宝藏：大数据。海量、多源、异构、非结构化、连续性市实时性、网络结构、精准映射等，简直是记录人类行为和物理世界特征的数字写真，大数据无限接近真实世界。大数据被认为是继实验研究、理论分析、计算机模拟仿真之后的第四种科学研究范式，将取代还原论及传统复杂性科学。数据处理能力被认为是一个国家竞争力的标志，大数据是决策方式的变革，数据决定成败，决策不再凭经验和直觉，而是基于数据的分析和优化。万物互联的物联网热潮也正在兴起，人类现在的连接约为60-70亿个，2020年可能达到250-300亿个。汽车、机械、桥梁、道路，世上任何物体都能互联、感知、度量、通讯、操控，使人和物更聪明，操控更准确，得心应手。
大数据、云计算及物联网正孕育着一场大突破，将再次重新定义IT、各行各业。互联网技术改变世界，仅仅开了个头！人工智能登场之时，制造业又是另一番场景，各类硬件都长“脑”了，被赋予了智能。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正在彻头彻尾地、无止境地变化，其之宏大，发展之迅速令人应接不暇。信息革命的影响远远超过工业革命，各行各业唯有迎接变革，融入变革才能适应时代而得以生存。
当前，各国对此的反应：美国沃顿商学院的里夫金首先发难：发表了《第三次工业革命》（2011年），及《零边际成本社会》，引起各国政要注意，但学界反响似乎并不大。2012年，美国GE的CEO伊梅尔特和美国IT业的精神领袖《联线》主编安德森认为：“工业互联网，可能是下一个生产力革命的焦点。”2012年，美国发布《先进制造业战略计划》。2012年德国发布《确保德国未来的工业基地地位——未来计划“工业4.0”实施建议》。2015年中国：实施互联网+及《中国制造：2025》。比较而言，里夫金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没有得到广泛响应，里夫金始终认为历次工业革命的发端是能源革命，绿色能源应是新工业革命的主线。德国工业4.0太过技术表述，趋向于未来无人智能化工厂、数字化车间、重硬配置、重过程，偏传统工业化思维，标榜阿贝尔格样板厂的无人化工厂。美国人的工业互联网重产品和服务智能化和网络化，倒没有过分强调过程智能化。《中国制造：2025》过分强调“智造”过程，与过去曾推行的《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CIMS）有同样偏好，忽视了满足消费者产品和服务的主旨。尽管都强调物理系统和信息系统融合（CPS），但路径和结果可能不一样。
人类社会在经历了工业化、信息化和网络化后，正在向智能化迈进，向超智能社会5.0迈进。德国、中国和美国还在“工业”“制造业”“先进制造业”上打转转。工业化经历了200多年发展已显饱和、过剩。据研究，中国2020年将基本实现工业化。当下竞争的焦点不在工业化，而在信息化、网络化、智能化。
上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制造业霸主地位首次受到日本冲击，美国部分学者（以MIT为主）誓言要“夺回失去的优势”，结果并未如愿。美国另一部分学者（以NSF为主）力主发展计算机和通信技术，培养相应人才。历史证明NSF的观点是正确的，美国又赢得了新的IT霸主地位。
“工业文明是不可持续的！”尽管制造业满足了人类极大的物质文明需求，但也带来不可持续的资源消耗和生态资源破坏。中国的经济结构和发展方式的失衡必须转变，在与新的科技革命交汇点上，总算找到了新引擎，重新启动中国经济，在经济下行中找回新的增长动力。
一个遗憾的插曲：从“互联网+”到“+互联网”的争议。一种认为：“制造业转型升级应由制造业主导”，由此变成“制造业+互联网”。历史证明智能手机扳倒了诺基亚，数码技术扳倒柯达，市场扮演了一个“赢家挑战者”角色。只有把握住技术发展方向，决策得当一样能转型升级成功。制造业的长青树GE从传统制造商蜕变成服务商、软件商。正如其CEO伊梅尔特说，今后制造业企业要变成一个软件企业，没有了软件，GE还能成为医疗机械霸主吗？据中国工商统计，华为是中国最大的软件企业。因此“主导论”是一个伪命题，是一种对技术进步的抵触情绪。如今这种谁来主导的争议，在智能汽车、智能电视、智能家居中不时发生，实际是毫无意义的。
二、互联网+已成为当今中国一个滚烫的热词，公众积极性被调动起来，甚至有人算计哪些领域可获利。
必须提醒：互联网+是一场破坏性创新，过程未必轻松，甚至是痛苦的、对抗性的，但结果是一个全新的经济社会。“互联网+”必然伴随一些行业的消失衰落，职工的失业和新的就业机会的产生。牛津大学弗雷和奥斯本说：“未来美国20年全部702种职业中47%的职位将被机器取代”。“互联网+”是技术、经济、社会相互促进的结果，是市场化的产物。德国的工业4.0和《中国制造：2025》要力避自上而下的人为主观意愿，与政府闲不住的手的干预，切忌又变成一场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导运动。产业和技术发展有诸多不确定性因素，政府并不处在市场和技术的一线，手中也没有水晶球，很难充当“赢家挑选者”角色，光伏和LED的教训尤新。十八大关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阐述具有重大意义。实践证明，产业方向是在市场竞争中形成的，不是谁来确定的。中国制造业面临体制改革；国企市场化转型和企业生产社会化、专业化、平台化、合理化改造；降低杠杆率和提高资金周转效率的企业管理提升等，应有一个全面的考量。
三、必须深化界定“互联网”的定义、范畴和内涵。
“互联网+”定义：用互联网技术（移动互联、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以开放、平等、协同、分享的互联网理念改造传统产业、经济与社会，以期达到一个开放、公平、分享和竞合的可持续发展的经济与社会。互联网经济的特征：开放、公众参与、普惠、脱媒、平等、公平、去中心化，弱化了空间地理距离影响，削弱了经济活动信息的不对称性，强化了消费者的主导地位。
能否达到里夫金所描绘的“零边际成本社会：物联网，协同分享，资本主义的消失”，须要大胆假设，谨慎求证。
中国理论界与学界的研究远远落后于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实践，缺乏陈寅恪所说的“独立的观点，自由的思想”。“互联网+”的理念范围该不该全覆盖企业治理？社会治理？经济治理？国家治理？甚至全球治理？互联网经济的特征是协同分享，上层建筑必须适应经济基础，协同分享必然是零边际成本社会意识形态特征，企业治理以至全球治理理念也应源于此，称王称霸和利润最大化以及股东回报第一的思维不符合互联网时代的思维潮流。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是一个伪论。习近平在联大提出的五位一体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伙伴关系、安全格局、发展前景、文明交流、生态体系）遵循了互联时代“平等、开放、协同、分享”的哲理。
四、互联网+将碰到一系列经济与社会难点。
1.打破中国经济封闭产业格局是开放性互联网经济的必然诉求。
金融、能源、军工、交通、通信、教育、医疗等基本上是国有封闭的，公众难以参与，体制保守，缺乏竞争力。潮水退潮后，体制性缺陷暴露无遗。不借“互联网+”打破中国封闭的产业格局，让公众参与金融创新，大学与医院的欲火重生，中国经济社会很难有突破性进展，智慧在民间。
2.平台开放型创新是万众创新的必然匹配。
科技资源配置已社会化、全球化，企业竞争力不仅取决于内生科技资源，也取决于整合社会和国际资源能力。一个企业，甚至一个国家很难在一个产品的整个价值链上都占优势，只得守住增值最大的一块。孤立开发产品时代已成为过去。竞争合作，迭代演化，已成为世界制造业常态。一国的发展水平取决于对新技术的整合和应用，不论国内外未必都要成为创新源头。液晶显示（LCD）从科学发现到产业化，历经了法国人、德国人、美国人和日本人，直到最后韩国人才坐享其成。还多亏了三星决策者的企业家精神，而非创新精神，人们早忘了发现液晶现象的法国科学家。知识及技术外延性扩大，而企业受自身知识结构局限，使得创新的外部性愈以显现。从工业化时代内生的、封闭的自主创新到信息化时代联盟式、合作式的协同创新，再到互联网时代无边界、平台型的开放型创新，是技术发展规律。开放型创新将是一个主要选择，整合者得天下，单打独斗式的创新不符合科技发展潮流。
“当今国家间、企业间应保持一种竞合关系”（Charles M.Vest，MIT原校长，美国工程院原院长）。有意思的是他用中国古代阴阳对立统一的太极图表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观点。15世纪开始，中国选择了内向，实施海禁，离开世界，衰落从此开始。过去20年中国选择开放，改变了自己，同时也改变了世界（社会学家曼纽尔·卡斯特）。
（1）创新是发展全局的核心问题。
发展要与改革高度融合，改革要与创新高度融合，创新成为全局的核心问题。经济学诺奖得主菲尔普斯认为：中国只有创新才能避开中等收入陷阱。据世行统计：101个中等收入经济体中只有13个成功迈过了中等收入陷阱，巴西、墨西哥、马来西亚……苦苦徘徊在高收入国家门外。另外，还要力避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间难以避免的战争的“修昔底德”陷阱。
（2）理念创新是创新行动的先导。
前30年的改革成功得益于邓小平思想，这正如改革初期问路波兰经济学家布鲁斯，他说，伟大创新的根源从来不只是技术本身，而在于更广泛地从历史背景下看问题的新方法，理念创新。中国后30年的改革也仍需要理念创新，必须承认应对重大经济社会挑战时科学技术知识的局限性。
（3）创新水平应从迭代式创新向颠覆式创新演化。
创新水平应从渐进的、增量的迭代式创新到变革性的、激进的颠覆式创新转化，颠覆性创新正在推动下一轮产业革命，美、日、韩遥遥领先，我们不能沦为旁观者。必须培育反思及质疑的批判性思维。差异化有利于创新，一个特别同质化的国家难以有太多的创新。
（4）如何把握有效创新的度。
世上最赚钱的苹果公司研发投入R&D占比上并不高（不到3%）；华为热衷于“核保护伞”的知识产权保护的过分张扬；拥有了标准制定就有了话语权的中国移动3G的TD标准悖论。在互联网共创共享思维背景下，特斯拉电动车专利的开放、微软Windows10免费升级、谷歌的安卓开源，都值得思考。
改革创新应体现在：放权让利，放松管制，减少行政审批、减税、降息、降低社保缴费，增加企业活力，政府管理从管理者到服务者的转变。
改革小农经济：大多农产品价格已倒挂，第二个大豆的结局就是棉花。小农经济缺乏竞争力，应创新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创新农业经济方式，释放土地要素新供给，中国并不需要近一半的人口从事农业，可考虑土地承包权流转，广招城乡创业者实施农业现代化。完全公共服务均等化，破中国二元经济结构，及人口结构与产业结构相悖的世纪难题。
改革创新主要体现在：实施国企、财税和金融改革，强化市场配置资源功能，最终完成中国经济市场化改革。实施开放型创新，促进企业转型升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人力资本素质，实施教育改革：着手现代大学制度改革，扩大应用技术教育，加强农民工职业培训，普及十二年义务教育；是时候释放供给侧改革的动力了，让中国经济社会再迈上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3.硬件+软件+服务一体化是制造业发展方向。
今天消费领域互联网已风起浪涌、天翻地覆，消费者为王，在线分享，体验狂欢。相比之下，工业领域依然死气沉沉，是制造者的王国。单纯以硬件创新再造制造业辉煌的时代已经结束。硬件历经百年发展，已触及天花板，出现软件定义系统的时代。医疗诊断从“望、闻、问、切”的直观感知，到X光直观透视，再到CT器官断层数字化分析，可视化处理。人类已进入数字化——智能化——网络化时代。过去硬件第一的思维必须转变，这是制造业人士，特别是成功人士不愿接受的现实。
世界存在真实的物理世界和虚拟的信息网络两个空间。今后每个产业的两个空间的融合（CPS）都将引爆该产业的发展。比如，电商。工业互联网将被认为是引爆制造业的引信，而不是机器人和无人化工厂。企业、产业、国家，谁掌控了CPS，谁将获得发展的主导权。现在阿里巴巴正在做菜鸟，而菜鸟正在做物流层和信息层，虚层和实层融合，将是掌控物流业的大家。
产品与服务的融合是本次信息化大潮的特征。
愈来愈多产品的核心价值已不是产品本身而是服务（如手机、电视），APP定义了产品，很多制造商被边缘化，也是由于对产品和服务的理解不一样。谷歌或乐视们所开发的电视、汽车和传统制造商不一样，谁将主宰制造业发展？可喜的是APP开发已平台化、大众化、生态化、市场化和万众创新了。中国开发者已成为苹果APP除美国本土外的第二大群体，据说已给中国开发者分了50亿美金。这与过去制造业封闭的创新模式有很大不同，公众的参与，消费者的参与，使产品和服务更精准地满足消费者需求。
今后的制造业产品可能由以下三部分组成。
制造业企业生存与发展的三个措施：
1.社会化和国际化的价值创造，中国制造业企业的突破是在企业的围墙之外，寻求社会化和国际化资源的整合，而非绿地投资、小企业创新、大企业产业化，似乎成为一种常态。
2.网络化生态存在：从纵向供应链整合，到横向价值链整合，再演化为网络生态整合。中国制造业企业大多还处在纵向供应链整合阶段，远没有进入生态链整合阶段。
3.实时化市场洞察，精准地满足消费者需求。一个以抛弃以生产者自我为中心，以产品为中心、以技术为中心的制造文化情结，建立“以客户为中心”“以服、为中心”“以给客户创造价值为中心”的新的价值观，对产品和服务，对制造模式和商业模式进行深度变革。
互联网及人工智能技术将赋予传统制造业新生。
人工智能从1956年达特茅斯会议原点开始迄仅一个甲子（60年），发展几经周折。基本上分垒为两个派别、两种路线：结构派，企业模拟人的神经系统，从脑科学和模拟神经网络入手。功能派，企图模拟人的心智，侧重工程应用，从感知智能入手，也就是现在制造业讲的人工智能。一个从上往下，一个从下向上。在计算智能上人类已无以伦比，在感知智能（语言识别和图像识别）上发展迅速。但识知智能仍是一个瓶颈。谷歌的Alpha.Go的出色表现将人工智能引向一个新的关注高度。人工智能研究已两起两伏，这次来势甚猛。吴恩达认为，得益于机器的深度学习能力。他受一句未经证实的“假设”启发——“人类智慧源于单一的算法”，尽管人类一切决策都是在执行中产生的，但算法基本上一致。这是不是凯文·凯利在《失控》中对“涌现”的表述：“大量遵循简单规则的个体交会，会导致整体出现复杂度极高的状态”（如由神经元构成的大脑活动。）吴恩达开窍了，尝试通过人工神经网络的连接，开启人工智能大门。如果他成功了，将改变世界。他通过16000台CPU连接，让机器看了两周的you tube，机器竟能识别出猫。“不要设计机器人，而是培养机器人”（利普森）。过去是人编程，现在让机器自己学习、自己思考。IBM继“深蓝”“沃森”之后的第三代计算机一定是一个能帮助决策的智能计算机。听说沃森2.0在美国变成医生了，它能判断病症开出处方。假如真是这样，要医生干什么。听说IBM要给沃森配一个五千万人的病例，让它“看”很多处方，这就是深度学习的能力。
人工智能正孕育着一场风暴，超智能社会5.0正向人类走来，这是大方向，尽管存在一些不确定性。但那是时间问题。超智能社会5.0定将颠覆人类当今的工作及生活方式，引发人类技术、经济及社会的大变革。我们一定不要踏空了。
（作者：郭重庆 中国工程院院士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管理学部原主任）
（摘编自第四届东沙湖论坛百人会主题发言，未经作者审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