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在我粗浅的经验和印象中，西方学术观点的不同一般是不会延伸到个人层面的。但是，好像在很多情况下也并不完全如此。曾经发生在世行对于华盛顿共识的争论就涉及到了几位知名经济学家离开世行的故事。我无意传播任何有损于世行和有关学者声誉的闲话，只是引用这个小故事来说明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和学术思想是如何顽固地影响着国际发展，同时也从这些小叙事中看到学者是如何坚持学术理念，追求真理。】
20世纪70年代之前，以发展计划和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为主线的现代化理论主导了国际发展的政策和实践。70年以后，减贫成为了国际发展领域的主要议程，然后这个议程只持续了不到10年。面对发展中国家持续低迷的经济增长和广泛采用的国家计划、干预以及庞大而低效的公共部门和国有企业，要求改革的呼声日趋强烈。在此情况下，新自由主义的主张开始取代凯恩斯主义进入国际发展的政策和实践。新自由主义主张消除一切阻碍建立完全市场经济的因素，其主要的内容为对财政政策的约束，这包括消除政府补贴、利率自由化、贸易自由化、私有化和去管制化。时任世界银行官员的经济学家John Williamson在1990年发表的《What Washington Means By Policy Reform》一文中将这一主张定名“华盛顿共识”。这个主张就成为世界银行推动新自由主义主张的主要工具，世行的“结构调整计划”是这个主张政策和实践的具体形态，并一直延续到20世纪90年代的末期。
1998年著名经济学家Joseph E. Stiglitz就任世行高级副行长和首席经济学家，那个时候他还没有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在同年召开的世界国际发展经济学家年会上他做了题为“更多的手段和更广泛的目标：迈向后华盛顿共识（More Instruments and Broader Goals: Moving Towards the Post-Washington Consensus）”的主旨发言。他在文中呼吁急需对指导了世行80-90年代的华盛顿共识进行发展范式上的调整，因为这个范式非常狭隘和带有严重的偏见。他认为，华盛顿共识说的好一点是不完整的，说的坏一点就是误导的。当年的秋天，他再次呼吁世行需要发育一个更加综合完善和具有广泛基础的新的发展范式。他的这些主张在世行决策层受到了巨大的抵制和反对，一年以后，他被迫辞去首席经济学家的职位。虽然他辞去了这个职位，华盛顿共识也开始受到了挑战，但是正如Kate Bayliss和Ben Fine等认为的，从根本上说，后华盛顿共识也只不过是新自由主义的另一个阶段，因为新自由主义从20世纪70年代出现就一直在学术上、意识形态和实践上都是一个混合物，而且新自由主义本身也没有完全拒绝国家的作用，后华盛顿共识的核心是更加明确了发展方式中国家的作用，并推动发展对于减贫的友好性，以及通过渐进式的干预确保市场充分发挥作用。这也意味着，学术和意识形态方面对于新自由主义的清算并不是彻底的。
于此同时，世行领导层指示世行的另一个高级经济学家Ravi Kanbur负责起草世行2000/2001世界发展报告。这个报告的主题是消除贫困，这个主题被作为世行未来十年的政策和实践的中心内容。Ravi Kanbur是知名的发展经济学家，他是剑桥的经济学学士和牛津的经济学博士，曾任世行驻加纳代表、世行非洲部首席经济学家和世行首席经济学家的首席顾问。有意思的是，他在2000年中期将世行发展报告提交审议之后，也选择离开了世行。作为Stiglitz的首席顾问，他是坚决站在Stiglitz一边的。他后来到了康奈尔大学当教授。我在2013年与他和他的夫人一起吃饭聊天时，问他这个问题，他笑了笑，没说什么。我觉得他很释然，也让我觉得西方的大学者好像没有我们的学者那种愤愤不平的情绪。很显然，他的离职也是新自由主义的“迫害”。
也在同一阶段，世行同意另一位高级经济学家，William Easterly，世行发展经济学研究组宏观经济学与增长处的高级顾问撰写一部关于减贫和增长的书。他的书主要是基于他们在增长的动因方面的一些观点和发现。他同意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刊登了一些他的书的观点，紧接着他被作为不当行为者受到了调查，并也于2001年底离开了世行，到纽约大学当教授，他最新的书是《The Tyranny of Expert》。导致他离开世行的著名的书是《The Elusive Quest for Growth》，中译本为《拨开增长的迷雾》。2005年世行聘请著名经济学家，也就是去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Angus Deaton领导了对世行1998-2006年期间研究进行了独立的评估，形成了著名的《迪顿报告》。和我们中国人大概一样吧，Deaton不可能直接涉及到世行的人事问题，所以该报告虽然没有触及William离开世行的原因，却认为William的书是世行所有的研究产出中引用率最高和最富有影响的著作，报告同时没有指名道姓地指出了包括前首席经济学家在内的研究引领了发展研究的前沿。报告也没有说Ravi 离开的原因，但Deaton 在2009年写的“The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at Thirty: A Birthday Tribute or a Funeral Elegy”一文中指出，围绕着Ravi主持的2000/01世界发展报告的那些诡异之事反映了世行内部在减贫和增长认识上的混乱。William 在离开世行以后曾经就杜大卫（David Dollar）的“援助，政策和增长”的报告和论文在美国经济学刊物上进行了系统的反驳和批判，杜的研究直接导致了以业绩为基础的援助分配的实践，也就是援助的条件性。William对此进行了系统的反驳，这也就是著名的William和David关于援助有效性的学术争论。杜大卫也是著名的发展经济学家，曾经是世行中蒙局局长、美国财政部驻华特派员，现在是布鲁金斯学会的研究员。
2008年，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教授受邀担任世行高级副行长和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教授受邀担任世行首席经济学家被认为是世行开始接受一个新的发展经验和范式的起点。林毅夫教授在担任这个职务期间，在基于对中国发展经验的梳理和对其他发展中国家发展约束分析的基础上和对传统结构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分析，提出了新结构主义经济学。新结构主义经济学与后华盛顿共识具有共同的方向，既对政府作用的强调，但是新结构主义经济学通过对国家发展的比较优势的分析将发展经济学的理论落实到了转型和增长这个轨道上，将产业政策这个国家干预的手段与转型和增长联系到了一起。应该说这个理论具有明显的中国和东亚国家发展经验的烙印，是第一次在发展经济学的框架中阐述新发展经验的理论，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上都有重大的意义。有意思的是，林毅夫先生在完成了他的满届任期后，开始在非洲实践他的理论。我不知道林毅夫教授的理论在世行是否也有很多的反对，但是我相信是会有的。我记得有一次在北大讨论新结构主义经济学，牛津大学的Paul Collier 教授的评议还是有很大的不同意见。Paul是著名的发展经济学家，学术上更加倾向于新自由主义一些，也曾经是我上面说的那几个故事时期世行研究部的主任，算是对那个时期世行政策有着重大理论影响的人。
我在这里说的主要的意思是，从自由主义到新自由主义是自西方启蒙运动以来西方中心主义主导世界的重要意识形态。无论西方的繁荣还是危机都和这个意识形态有关，这也是我们无法完全摆脱这个框架的主要原因。西方将非西方世界的经济成功理论化为“多元现代性”，中国则希望将自己的发展经验看作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发展路径，特别是最近几年，中国甚至希望将自己的发展经验转变为国际发展的参考。我在不同场合都讲发展知识的生产等问题，从上面的小故事中可以看到，影响国际发展范式的道路还很漫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