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在比较硅谷和波士顿的创新环境时发现，两地的科技水平基本上并驾齐驱，法律制度的差异其实也只有一个“禁止竞争”条款，更多的区别其实是两地的创新文化。创新文化不像论文、专利和法律条款那样看得见、摸得着，但是却深入大脑和骨髓，时时刻刻体现在不同地区人群的一举一动和言谈话语中。它令人心向往，但又有一种很难学得来的无力感。就像美国畅销书作家、创新文化的传播和实践者乔伊斯·威考夫（Ｊｏｙｃｅ·Ｗｙｃｋｏｆｆ）所言：创新文化可以改变，但是很难，需要很长时间的努力。
世界上不止有一种创新文化，历史上也曾经产生过多种创新文化。根据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的研究，中国历史上一些时期也曾经是滋养数学、物理学、化学等科学和指南针、火药、水利、农业技术等应用技术的肥沃土壤，在著名科学家祖冲之生活的时代还曾举办过指南车性能比赛，可以想见当时浓厚的创新文化。遗憾的是，历史的内生发展轨迹以及外部冲击使得中华民族没有跟上近代科技和产业革命的步伐。
尽管和美国不同，但欧洲同样也有自己深厚的创新文化。从当年的手工业者到今天的“隐性冠军”企业和遍布世界各地的高质量工业品，无不体现着产业革命发源地的文化传承。欧洲从来不缺乏世界一流的研究型大学以及广为世界各地学习的“工匠精神”。一个流传很广的例子是，德国人出门从来不会问路，甚至以问路为耻，而是要自己认真地钻研地图，哪怕带来更高的时间成本。也正是这种有点“一根筋”的执着精神带来了精益求精的产品，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由于信息不对称带来的短期市场失灵，赢得了长期的消费者信任和市场份额。试想一下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克洛夫描绘的“柠檬市场”，在一个产品质量完全不对称的二手车市场上，你可能会去购买德国品牌或者德国人出售的汽车，这就是创新文化和“工匠精神”带给你的额外信息。
不过，如果从创新经济学鼻祖熊彼特所倡导的“创造性破坏”角度来看，欧洲的创新文化确实已经不像以硅谷为代表的美国创新文化那样充满活力。作为科学革命、现代思想启蒙和资本主义精神的摇篮，欧洲经过多年的历史发展，到今天已经形成了一整套稳定的生产体系和社会结构，但是已经逐步显现出稳定有余、弹性不足的劣势，对倡导冲击和变革的创新文化尤其如此。欧洲的学者对此进行过许多反思，在他们看来，欧洲国家想要发展基于科技推动的经济，但是又从思想上排斥“创造性破坏”的过程。例如，法国学者吉尔克比（Ｇｉａｃｏｂｂｉ）批评道：“在一个充满变革的世界中，我们却总是想什么都不要变，甚至一家工厂都不要关门”。另一位学者伯特斯曼（Ｂｅｒｔｅｌｓｍａｎｎ）研究发现，其实欧洲的科技水平比美国不差，但就是没法快速地将资本和人才与技术结合起来，因此总是跟不上美国的创新步伐。这使一些有志于创业的欧洲人不得不选择用脚投票，到硅谷去开始自己的冒险旅程。
那么，以硅谷为代表的美国式创新文化是什么？笔者只有半年的访学时间，尽管向一些经济学家和智库学者专门讨教过创新文化的问题，也曾经和年轻的创业者们交流过，但是绝不敢说已经真正理解了当地的创新文化，只能写一点自己的心得体会。
一是崇尚近乎疯狂的“个人英雄主义”。创新创业者心中大多会有一个看似遥不可及的梦想，而他们始终愿意为这样的梦想而燃烧自己的青春。乔布斯最有名的一句话是：“只有那些狂妄地认为他们可以改变整个世界的人，才真正有可能改变这个世界”。这就像谷歌宣称要让世界上所有信息都触手可及，而埃隆·马斯克则想把人类生活拓展到其他星球。他们都没有仅仅把创业当作是赚钱的手段，赚钱只是风险资本家们该考虑的重点。硅谷一个流行的说法是：预测未来的最好方法是去实现它。这种精神的培养是从娃娃抓起的。笔者所在的波士顿每年都会举办“剑桥科技节”，吸引孩子们接触科技，理解神奇的科技是如何改变生活的。即使是著名科学家的实验室，也会向幼稚的孩子们开放，并设计出让孩子们能够理解的演示装置，让他们从小怀有梦想并相信自己能够做到。
二是挑战权威的叛逆精神。在美国的教育中，学生们也被要求尊重师长，但是尊重的是他们的辛勤工作，而不是一定要同意老师的观点。相反，老师们会鼓励学生提出问题，甚至是质疑。在大学里尤其如此，一些功成名就的老师被问得满头大汗的情况并不罕见。在硅谷的成功发展史上，最有名的人物就是所谓的“八叛逆（ｔｈｅ Ｔｒａｉｔｏｒｏｕｓ Ｅｉｇｈｔ）”，这八位天才受当时诺贝尔物理奖得主肖克利的感召来到硅谷研究晶体管的应用，但是当他们感觉到恩师在管理、商业化以及性格方面的缺陷后，选择了集体离开，后来一起创立了著名的仙童公司，进而又衍生出英特尔等一众著名企业，造就了硅谷的繁荣。今天硅谷的创新龙头企业仍然会时时刻刻检查自己的公司是否已经被自上而下地“科层化”了，是否压抑了广大员工的创新精神，这是使企业永葆青春的关键秘诀之一。
三是对失败的包容，甚至是推崇。在创新者看来，最可耻的不是失败，而是不敢去尝试。当年张朝阳从美国拿到风险投资回国创立搜狐公司（当时还叫爱特信公司）的时候，他分享给国内创业青年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放胆去做（Ｊｕｓｔ ｄｏ ｉｔ）”。硅谷的投资家们有一个流行的看法：失败三次以上的创业者最值得投资。每一次失败都被视为一次成功的试错，不但使失败者本身越来越有经验、越来越接近成功，而且也为其他创业者提供了经验和教训，具有很强的正外部性和溢出效应。需要强调的是，这种对失败的宽容并不是从道义上去可怜或者帮助所谓的失败者，而是真正认可失败所蕴含的商业价值。
四是开放、充满好奇心的社会心态。一个创新的社会应该抱有随时接受新思想、新事物的开放心态，这一点说起来容易，但是形成社会氛围很难。当优步、滴滴等新的打车软件出现以后，不但持有既得利益的出租车公司出面反对，而且还有很多顾客不愿意尝试着学习如何使用这一能带来便利的新事物，而是宁愿选择已经习惯了的传统方式，这就很难形成真正的创新文化。大家可以自测一下：当听说了一种新技术或新事物，你的本能反应是很兴奋并想去尝试，还是因为怕麻烦或者担心带来风险，等别人都接受了再考虑？答案反映出的就是根植于我们头脑和心灵中的文化影响。
还有一点就是多元化而且积极互动的文化氛围。硅谷的一大特点是移民众多，而且这些年轻的移民创立了一半以上的创业企业，这和我国深圳的情况有类似之处。来自世界各地的创业者们聚集在这里，不是每天待在自己的实验室或企业里，而是去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和不同肤色、不同宗教信仰、不同学科背景但同样怀有梦想的人们积极开展交流。与之相反的是，在那些更加重视家族内部活动和传统宗教仪式的地方，创新的种子就比较难以散播。
对我国这样一个传统文化根深蒂固，甚至在某些学者看来已经形成了一个“超稳定社会结构”的国家来说，培育创新文化的确任重道远。但是也应该看到，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发展，人们获得信息、知识和思想的渠道越来越多，互相交流的平台越来越多，成功的创新创业者正在成为新一代年轻人的偶像。这一切，都让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
（作者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技术经济研究部副部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