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其中、褚时健、禹作敏是改革开放初期的风云人物，在旧体制的束缚下，他们在各自的领域为后来者趟出了一条血路，但也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中外管理》杂志创始人杨沛霆评语：
如果说，在90年代，褚时健代表了国有企业家的悲剧，牟其中代表了民营企业家的悲剧，那么，禹作敏就代表了集体企业家的悲剧。而他们三位，我都采访过，也都见证过，也都预感过，也都惋惜过。
作为企业家，时刻要清楚：除了我自己之外，还有哪些人在决定自己的命运？我是否很清楚这些人在哪里？这些人此刻在怎样看待我？我是否维系好了这些人？如果没有，我马上应该怎么做？
牟其中
1941年6月19日，牟其中出生于四川万县，小学时，牟其中便被认为是一个十分活跃的学生，到现在，所有公开的材料里，很少有人质疑过牟其中的智慧。在牟其中的早年，无论是他万县的老乡，还是学校的师长，都对当年这个心气颇高的年轻人赞赏有加。
1980 年2月13日，牟其中辞去公职，借款三百元人民币创办了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后第一家私营股份制企业：中德商店；
1980 年至1992 年，牟其中经营过万县籐椅、上海“三五”牌座钟、天津海蛰皮、南韩冰箱，在辗转万县、重庆、烟台、海南，最后于 1987 年将公司落户于北京后，牟其中率领南德集团在深入研究中、美、俄经济大三角的关系后，成功地完成了中俄民间贸易史上最大的一笔单项易货贸易——用中国300 多家工厂的 800 多个车皮的日用品、轻工产品及机械设备，从俄罗斯（前苏联）换回了四架图— 154M 民航客机和相当于一架飞机价值的航空器材。继而与俄罗斯国际卫星组织合作发射航向号电视直播系列卫星，开展对美国等西方国家的航天通讯业务。
这个人，1994年荣获‘中国十佳民营企业家’称号、被评为‘中国改革风云人物’；1995年被评为‘中国商界十大风云人物’；1996年12月被评为‘中国百名优秀企业家’；1997被评为‘中国十大实业家’；
1999年牟其中因为一场被法学专家至今还疑惑和争论不休的企业行为被认定犯罪。
2000 年 5 月 30 日，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南德集团及牟其中等犯有信用证诈骗罪，判处牟其中无期徒刑，并剥夺政治权力终身;
“信用证诈骗”是牟第三次入狱的罪名，信用证的担保与支付，虽然在国际上已经流行了好多年，但牟其中案是国内关于信用证诈骗的第一起案例，正是因为没有先例，直接导致了司法界、理论界对此案的争议，争议的结果是2006年1月1日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信用证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为后来的案件审判指明了方向，按照这一新的规定，即使原起诉书中认定的事实属实，南德集团和牟其中也应是不构成犯罪的。
社会、经济的发展，政策、法律的变迁，总是滞后于时代潮流的发展方向的，社会的进步，既需要自我调整与适应，也需要外力的推动；实事求是地说，牟其中无意于充当整个社会发展的急先锋，他只想在他的一亩三分地里能先行一步，给后来者提供一个经验或是教训，唯一需要的是社会对他的宽容。
无论你是否喜欢他，在被捕入狱前，牟其中被公认为是中国企业家群体中最有个性、最富争议的民营企业家；入狱后，又成为最不服输、最不气馁、广受社会关注的囚犯。（摘自网络）
评论 ：沉迷幻觉时，谁都无能为力
文/本刊创始人 杨沛霆
据说有多名著名律师曾联名上书，为南德老板牟其中无罪辩白，但最终回天乏术 ；牟其中爱人曾多次给我送来为牟其中申冤的材料，但我却感无能为力。我曾经为多名遭受不公平待遇的企业家奔走，包括《中外管理》杂志的第一个投资人刘大庆——但这一回，我感觉真的无可奈何。
牟其中一点不冤吗？可能很难这么说。但说牟其中很冤吗？我想至少他的跌倒有一些必然因素。
在 90 年代中后期他入狱前，我曾和牟其中有过多次见面，恳谈会还请他来做过报告，效果很不错。
那时，我听说他但凡在思索与探索中遇到问题了，就会邀请知名学者前来对话，并直言不讳。也因此，我也成了他的座上宾。而且中午时，他请我一起中午饭，就和员工同样的伙食，并无任何特殊。
但问题是，这些很好的侧面并没有阻止他身陷囹圄。因为我发现他其实很主观，当大家当面提出自己的意见时，他其实并没有听进去，而是依然沉湎在他已经萦绕在他心头的主张里。他只回应他认为和自己心意的看法。比如，有一次他跟我说，他认为我所说的应该把一家企业办成一所学校很正确。事实上，他在企业里已经办了一所学校。而他不以为然的，往往便会像水蒸气一样在他眼前挥发而不留痕迹。
后来我曾专门去劝他，建议他能有心胸去听取、吸收那些反对意见。之间他那时眼睛向上，直盯着屋顶看，一言不发。我便知道再多说也无益了。
后来他抱怨上面在查他，而他正在四处找钱发工资。这似乎成了鸡生蛋和蛋生鸡的关系，上边认为他有问题所以要查，而他认为这个因为查他导致他无法经营，才出现了问题。
那么，牟其中该不该为自己的悲剧承担一定的责任呢？我认为是的。
我们说 ：“在商言商”。但他，走得太远了。他过于关注微观企业运营之外的事情。比如，是他首先提出在喜马拉雅山炸出一个缺口，让印度洋暖湿气流起来解决西部的干旱，于是这一主张还上了冯小刚的喜剧电影。又比如，他曾经上赶着多国家说，他要来为政府解决国有企业的脱困问题。再比如，他拿着白宫的邀请函到外交部门高调“请示”，自己到底该不该去。这些，在中国社会的现有文化体系里，都是很容易招致反感，甚至引起不必要的麻烦的。
再有，因为他的主观，因为他的浪漫，所以他做成了他引以为傲的用挤压罐头换苏联飞机的壮举。但是，因为他的主观，因为他的浪漫，他把个案当作了规律，于是又发射卫星想出租卫星再次一鸣惊人，但这一次幸运不再眷顾他，他没有获得再次成功，反而损失很大。而国家的调查，只是压垮他的最后一个稻草。
事实上，90 年代后期中国涌现出一批大胆、浪漫，矢志奇迹但踏实不足，因而后劲不足、迅速梦碎的民营企业，比如那家科利华。而牟其中作为新中国第一代民营企业家，成了其中最突出的代表。
点悟 ：大跃进式的发展，已经害苦了中国人民。但我们有些民营企业家，却依然沉湎在自己的大跃进梦想里。做企业，可怕的不是创业失败，而是偶然成功却深信为必然，进而沉湎在自己虚幻的逻辑中不可自拔。事实上，很多曾一言九鼎的政治家晚年狼狈，比如袁世凯、卡扎菲，都是如此。他们没有一个不是绝顶聪明。主观，进而幻觉，是领导者的大敌。
褚时健
他1928年出生于云南一个农民家庭，高中文化，1949年参加云南武装边纵游击队，195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服务员、指导员、区长、区委书记、玉溪行署人事科长，到1963年，开始了糖厂、酒厂、农场、畜牧场、造纸厂等企业方面的经历。1979年，51岁时被任命为玉溪卷烟厂厂长。卧薪尝胆，披荆斩棘，以非凡的胆识和能力，用18年光阴的拼搏，使这家小厂成长为每年利税数百亿元的大型集团。在那个普遍工资只有几百元的年代，他们厂一个普通职工的工资至少有四五千元。
1986年，褚时健兼任了玉溪烟草公司经理和玉溪地区烟草专卖局局长。加上把农民的烟田变成烟厂的“第一车间”，他一手控制了产、供、销三个环节。红塔在这样的体制构建下开始“腾飞”。到九十年代中期，他已经“把一个地方小烟厂做成了亚洲第一，世界第五的烟草帝国”。固定资产从几千万元发展到70亿元，年创利税近200亿元。“红塔山”卷烟品牌无形资产被评估为332亿元。有中央领导称它为“印钞工厂”。
褚时健成了中国的“烟草大王”，全国最红的国企红人。他的政治荣誉不胜枚举：云南省劳动模范、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全国优秀企业家、全国“十大改革风云人物”等等。
1994年，褚时健当选为“全国十大改革风云人物”。他的红塔集团被誉为“中国民族企业的一面旗帜”。在褚时健效力红塔的18年中，为国家创造的利税高达991亿，加上红塔山的品牌价值400多亿（其他品牌价值没有评估），他为国家贡献的利税至少有1400亿。
他在红塔集团时带的三个徒弟，也曾是红河烟厂、曲靖烟厂、云南中烟集团的掌门人。褚时健缔造了红塔帝国，“红塔山”造就了多少百万富翁、为多少人解决了吃饭问题，已数不可数。也正因此，很多人为褚时健晚年的遭遇抱不平。
然而，由于体制原因，褚时健对企业的巨大贡献并没有在个人所得上得到体现，个人收入的巨大落差使他心理严重不平衡，在突然接到退休命令后，这位“终身企业家”便“贪污”了174万美元……
在褚时健的保险柜里，发现了厚厚一摞要烟要钱的条子，他不可能全都满足，也不知道得罪了谁？
1999年，褚时健被判无期徒刑，此时，他已经是71岁的老人了。他的女儿在狱中自杀身亡，自己又身陷囹圄，这对于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来说，许多人既为他惋惜，也认为他这辈子完了。
但是，出人意料的是，这位老人并没有垮掉，劳改两年后，2002年褚时健因为严重的糖尿病获批保外就医，回到家中居住养病，并且活动限制在老家一带。
按照我们的设想，褚时健在老家能颐养天年，这就是他最好的结局。然而他并没有选择这样走下去，而是承包了2000亩的荒山，开种果园。这时，他已经有75岁了，身体不好，他所要承包的荒山又刚经历过泥石流的洗礼，一片狼藉，当地的村都说那是个“鸟不拉屎”的地方。
诸多困难并没有阻他的“疯狂”行为，他带着妻子进驻荒山，脱下西装，穿上农民劳作时的衣服，昔日的企业家完完全全成为一个地道的农民。他用努力和汗水把荒山变成了绿油油的果园，他的果实被人们称为“褚橙”。市场出奇的好，人们吃的不是橙子，而是怀念和敬仰。（摘自网络）
评论：反思“烟草大王”的跌倒
文/本刊创始人 杨沛霆
褚时健的身影，不曾淡出我的记忆。
因为，他的成功与他的失败，我作为旁观者，感受都太深了。
如果说对我人生意义最丰富的一次出差，就是 1996 年与 60 位市长的昆明之旅。一则，这次途中和市长们的对话，使我下决心不再给官员讲无谓的课 ；二则，就是这次接触到了企业家褚时健，使我对总结企业家的成败产生了强烈的使命感。
与 60 位市长同行在中国的土地上，当然一定是风光的。早起一上路，前面有警方的开道车，一路畅通无阻。但是，这种风光，到了因出产“红塔山”香烟而大名鼎鼎的玉溪烟厂（后来组建成红塔集团），却不见了。
如此豪华的阵容，在玉溪烟厂贵宾接待室里，等来的却只是烟厂的办公室主任。很多市长很不适应因而很不高兴。我询问昆明市的陪同人员为什么褚时健不出来，他们告诉我 ：在玉溪烟厂，如果只是参观，他们规定负责接待的就都有办公室主任。如果是来洽谈重要业务合作的，厂长褚时健才接见。因为如果褚时健也接待参观的话，他每天就没有时间做别的了。于是，我又试探地问 ：那他见不见我呢？不一会儿，消息传来了 ：褚时健愿意见有学问的专家，时间是当天下午。
下午，我如约来到了褚时健的办公室。当助于见到褚时健，简单攀谈时，我觉得他和我想象的不一样，性情比我预想的要粗犷。褚时健很热情，随即他就命秘书把有关写他的著作拿出来“给杨教授看看”，很快，十几本大部头被抱出来摊在了桌上。我随手一翻，就发现全部都是吹捧溢美致辞，相当肉麻，抑或者就是陈旧落俗的好人事迹罗列，而几乎没有对褚时健如何把一个不知名的地方小烟厂带到了世界第五、亚洲第一进行理念总结。失望之余，我的注意力回到褚时健身上。他谈到玉溪烟厂正在大规模建设，将兴建产能高出现在一倍的厂房和设备。
与此同时，他在大楼里贴出来“天外有天”的口号，就是提醒企业，要时刻保持警惕，要不断找到有假想敌，在企业做大的情况下，依然要力争上游，永不满足！
随即，他安排玉溪烟厂长期负责业务的副厂长姚庆艳（后来提升为红塔一把手），具体介绍玉溪演唱的经验。姚庆艳的介绍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就是今天已经普遍但那是很前卫的经营策略 ：外包。他说，玉溪能有如此快的成长，有赖于一半靠外包，另一半靠自己直营。他们看到，烟草业的核心能力体现在烟丝上，其他如 ：包装、过滤嘴等等都不是重要的，因此他们抛弃了以往什么都要自己来的思路，而大胆外包给周边的乡镇企业，同时他们有相关技术员一对一对这些企业进行辅导和监控，实现了品质的稳定，同时有效扩大产能，大大节约了内部资源，整个企业发展井井有条。
但褚时健实际上也感受到了危机，只不过并非让他栽倒的那个危险 ：当时烟草产量，玉溪已经占到了全国的 1/3，利税更占一半，另外 1/3 是其他品牌，还有 1/3 全部都是走私的洋烟，而这对企业和行业的伤害很大。另外，玉溪家大业大，但日子也难过，因为每天都有领导给烟厂写条子批烟，不批又不行，而批烟又是国家的损失，于是敢于担当的褚时健规定 ：整个烟厂，只有他一个人有向外批烟的权力！这时，姚庆艳推过来一个纸条，上面就是某局级领导批示要烟若干箱。我这时强烈意识到，褚时健所在的位置和他的做法，必将得罪很多人，而且还都是些有能量的人。况且他平时又孤芳自赏，不注重人际关系的维系，一旦有问题将不会有人出来帮忙，那时局面将不可收拾。
果然，不久他就出事了。
褚时健为企业操劳一生，给国家的年利税就 200 个亿，却因一朝私分公款而被重刑收监，一世英名尽毁。等到袁老等有识之士联名为他求情时，为时已晚。
后来，有一次我再次见到了姚庆艳，他说曾有国家领导后来过问“褚时健在狱中的状况怎么样”时，眼中分明饱含热泪……
虽然如今的褚时健已在自己耕种的果林中颐养天年，但他作为企业家倒下那一刻起，国企经营者的价值与命运问题，就被抬到了桌面上。而他留下的教训，更值得我们思索与汲取。
点悟：一个企业家要追求成功，也要追求长青。一个企业家要尽心做事，也要用心做人。一个企业家要锐意创新，也要分散风险。一个企业家要永不知足，也要克制自己。
禹作敏
天津市静海县大邱庄原党支部书记、大邱庄农工商联合总公司原董事长。
大邱庄地处团泊洼，这里的农民历来过着贫困日子。“文化大革命”中禹作敏带领社员奋力学大寨，修台田，仍摆脱不了贫困。当时全大队耕种着400多亩土地，年收入只有20万元，除去各项开支，剩五六万元。年年都有超支户、欠款户，最穷的队一个劳动日分红只有2角钱，都是“穷光蛋”。
1977年冬，在选举党支部书记时，农民再也不能忍受了，提出“谁能带领大队致富，谁当书记”，这对现任的书记禹作敏是个新的挑战。他回顾总结了30年农村的曲折过程，深刻认识到“阶级斗争为纲，人心慌慌，以粮为纲，穷当当”，决心把工作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办乡镇企业。他向社员保证，三年摘掉贫困帽子，如果实现不了，自动下台。禹作敏因此取得了群众信任，连选连任。
大邱庄的第一桶金来源于办轧钢厂。禹作敏动员全村集资，他对乡亲们说：“富不起来，我爬着去给你们拜年。”后来大邱庄真火了起来。由于他的决策正确，1991年，大邱庄工农业总产值18亿元，比1978年增长1300倍，公共积累达到4.8亿元。1992年，在国家统计局的统计年鉴里，大邱庄成为社会总产值、人均收入等多项经济指标连年稳居第一位的中国“首富村”。禹作敏一度成为国内外知名的“新闻人物”。
他领导的大邱庄由一个华北盐碱地上的“讨饭村”变成全国最富有的村庄。
《纽约时报》报道：大邱庄实际上就是一个大公司。这个村有4400人，却有16辆奔驰轿车和100多辆进口豪华小轿车，1990年人均收入3400美元，是全国平均收入的10倍。1992年，大邱庄的工业产值据称达到了40亿元。当时的禹作敏俨然已成为“中国第一农民企业家”。这年的3月1日，他在《经济日报》上发表“春节寄语”：大邱庄最大的贡献，是给中国农民长了脸。
要知道在改革开放初期能够来钱的地方并不多，国企的钱不是轻而易举能动的。所以以各种名目来要钱的人，多如牛毛。这或许是后来禹不愿见领导而“傲慢”的原因。
1993年，禹作敏的手下用农民的方式处理农民的问题。从“天堂”坠入“地狱”，他以犯窝藏罪、妨害公务罪、行贿罪、非法拘禁罪和非法管制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摘自网络）
评论：目中无人的代价
文/本刊创始人 杨沛霆
大邱庄的禹作敏，我只见过一面，但我却印象深刻。
那次去大邱庄采访，我们按约定的时间见面。一见面，禹作敏就对我说，天津市领导、静海县（大邱庄所在县）领导要来，他都没兴趣不接待。但他接着说：“你们媒体来，我愿意接待。”那一刻，我自然受宠若惊。
接着，禹作敏又给我介绍了他在大邱庄做的宏伟实验。他专门给企业里有技术专长的人，修房子，尽己所能地满足他们的生活与事业需要，由此福分的达 100多人。自然，大家对企业相当满意。而显然，禹作敏对自己也相当满意。
于是，他的梦想变得非常简单 ：对于中央，他只想见邓小平。而且天知道他并不是说梦话，据说他通过各种关系，已经和小平同志周围的同志联络并约好，不久就请小平同志来大邱庄检查工作。为此，我来到大邱庄采访时，在村里到处可见欢迎小平同志的标语——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他为什么对自己的层层父母官那么不当回事了。
当心里只装着小平同志时，他是不会有“空间”认为自己的企业有问题的。当时给我的感觉，禹作敏太自大，太狂了。
果然，我刚采访他不久，他就出事了。事态仓促，以至于我采访他的稿子根本来不及在《中外管理》杂志上发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