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西班牙的伊莎贝拉女王是第一位真正的风险资本家（venture capitalist），当时她给一位创业者（克里斯多弗·哥伦布）的探险（航海寻找到达亚洲的西行路线）提供了资金支持（出钱出船出物资和人）。由于这件事情的成功概率极低，所以相对于伊莎贝拉女王有风险的资本投入，她的回报也是高得不相称，当时的大多数人认为这个想法简直是疯了，肯定会失败的。
19世纪40年代的美国捕鲸业也发生过类似的事情。那时候给捕鲸活动提供资金支持是非常昂贵的，而且充满风险，但是一旦成功的话，利润也十分丰厚。所以在麻省新贝德福德这个地方，“代理”（相当于今天的风险资本家）会从企业和有钱人那里融资，通过资助船长（创业者）来鼓励捕鲸探险（“初创企业”）。尽管这些冒险活动饱受失败的折磨——30%的出海都是亏钱的——但成功的回报也是高得不对称，并且往往向顶级的代理倾斜。
不到50年后，J.P. Morgan，也就是遗产促成了华尔街投行摩根斯坦利诞生的那位金融银行家，也担当了创业者托马斯·爱迪生的“风险投资家”角色，1878年，他给爱迪生通用电气公司提供了融资。他还成为了该公司的第一位布道者和beta测试者，让爱迪生把电线拉到了他位于曼哈顿的家。据说由于出了接电事故，Morgan的家几乎被烧光，而且由于维持照明所需发电机发出的噪音太大，Morgan还受到了邻居的威胁。在给许多初创企业提供直接融资方面，本来银行还将继续扮演重大角色的，但到了1933年，格拉斯—斯蒂格法案的通过限制了这些活动的开展。
今天，托有限合伙人（LP，limited partners）的福，才有了VC的出现。LP会把自己的部分资金投入到特定VC基金上，保持一个多元化的投资组合，这么做是因为VC希望能获得投资经理所谓的alpha回报——即回报超过特定的市场指数。尽管每一位LP可能都有自己的基准，但一般的基准都是标普500指数、纳斯达克指数或者Russell 3000；许多LP都设法想拿到超过指数500到800个基点的回报。所以如果标普500指数10年期的年化回报率是7%的话，LP预期从VC组合获得的回报至少是12—15%以上。举个例子，过去10年间耶鲁大学捐赠基金的风投组合每年的回报率都在18%以上，而同期的标普500指数的回报率大概是8%左右。
LP的类型有很多，但是往往可以归类为以下几种：
大学（比如哈佛、耶鲁）——几乎每一所大学都恳请校友捐款。从这些捐赠基金的投资回报所得可用于运营开支以及奖学金支付，某些情况下还可以为建新大楼等资本性支出提供资金。比如说耶鲁大学捐赠基金就贡献了这所大学1/3的年度营运预算来源。
基金会（比如福特基金会、Hewlett Foundation）——这些非盈利组织的资金源自捐助者的遗产，他们的这笔钱预期是要永久保留下来的。这些基金的投资回报可以让基金会获得善款捐助，美国要求基金会每年要付出基金的5%，通过这样来支持其相应使命，以及维持免税的地位。因为，从长期看，其真正回报必须超过这5%的支出才能确保基金会的生存。
企业和国家退休金（如加州教师退休制度，IBM退休金）。部分企业，大部分的州，以及许多国家都给退休人员发放退休金，这些钱大部分都是由现收现付体系内的现有雇员群体贡献的。产生真正投资回报的能力有助于抵消通胀（尤其是医疗保健成本）以及人口构成变化（退休的比工作的多）的影响，这些因素会持续吞噬退休金的价值。
家庭理财室（比如myCFO、US Trust）。这些投资经理代表非常高净值的家庭进行投资。其目标由不同的家庭来设定，但往往包括多代的财富保值，以及/或者为大型慈善事业提供资助。
主权财富基金（比如韩国投资公司、淡马锡）。这些组织管理整个国家的经济储备（这些储备往往来自政府盈余，好吧这玩意儿美国公民从来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所得回报再反哺当代或下一代的公民。
保险公司（比如大都会人寿保险、日本生命保险）。保险公司利用从投保人挣得的保费来进行投资，以备支付未来受益之需。
基金的基金（Fund-of-funds ，比如Harbourvest、Horsley Bridge）。这些私营机构从自己的LP融资，然后把这些投资给风险资本级其他的金融经理。它们聚合了小型LP的资产，然后配置这些资金到VC里面（而不是像一些LP那样直接注资进VC基金），因为作为规模更小的实体，直接投资的话会比较难或者缺乏经济效率。
记住，风险投资并非上述任何一家机构的唯一投资选项；相反它们都有自己的多样化投资组合（portfolios），里面包括了不同类型的资产——比如公开股票、债券、对冲基金、房地产、商品期货等等。在大多数机构投资经理的投资组合里面，风险投资往往只占非常小的一部分：耶鲁大学捐赠基金的VC投资占比最高，达到了资产净值的16%；而对于其他大多数LP来说，通常都是5%以下。一些LP甚至连1%都很难达到！
尽管VC的钱是促进新业务创新的重大资本来源，但总的资本配置仍然非常小。以下是2015年的部分数字：
美国VC业新资金的总融资额为280亿美元。
Google和苹果在研发方面的支出加起来就有200亿美元。
私募股权并购基金融资额大概是该数的10倍。
受托管的对冲基金总额大概是3万亿美元。
全美最大的500家上市公司现金回流给股东的数额超过1万亿美元。
美国GDP大概是17万亿美元。VC的钱只是其中一丁点的一丁点而已。
实际上，美国过去50年VC的融资总额也就6000亿美元。
然而，VC有一个特权，那就是通过资助创业生态体系，对美国经济构成了远超自身体量的影响：据斯坦福商学院进行的一份研究，1979年以后成立的上市公司全部都获得了风险资本的资助。这些公司的雇员占到了美国总员工数的38%，资本占美国市场的57%，作为进一步创新发展动力的研发开支占了82%。
（斯坦福的报告数据从1979年开始测算，这是因为此前许多机构投资者——尤其是退休金管理机构——是被禁止进行VC投资的。但是1979年一项名为《谨慎人规则》的法案开始实施，从而扫清了那些机构投资者把VC纳入可投资资产的障碍。因此尽管部分VC基金在1979年之前就已经出现，但许多人还是把那一年视为现代VC业诞生的年份。）
那么：VC只是通过基金从LP那里融资。而实际上，基金融资和结束并不是那么清晰。这里我并不想深入探讨其中的机制，但是有些事情是值得注意的：
有限合伙人（LP）之所以这么称呼是因为在VC基金中，他们在法律上属于责任“有限”的合伙人——他们在并没有任何的投资决策权，因此如果投资失败的话他们也没有责任。
普通合伙人（GP）在基金当中是合法的决策者，但也要承担无限连带责任。GP是LP的受托人，意味着他们有为了LP最好利益行动的法律责任。（在初创企业董事会开会时如果某个VC说“我是受托人！”时，那情况就严重了。）
当VC完成一轮1亿美元的基金时，它并不是预先从LP那里筹集这1亿美元的资金。相反，LP是在有效期内对基金做出财务承诺，当VC有需要（财务需要）时将提供资金。催缴资本（calling capital ）这种做法的原因很简单——白白把钱放到VC银行账号会降低VC从LP身上挣钱的最终回报率。及时的资本催缴则可以消除这种回报的推延。当VC真正向LP催缴资本时，他也会向GP提出同样要求。具体比例由基金条款规定，但是大多数情况下GP的出资大概是资本的1—3%，剩下的都是LP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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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VC演进有一个共同的主线，那就是风险资本家把资金（机构的跟自己的资金的组合）投给有前途的创业者，希望他们将来能建设成伟大的公司，带来高额回报。VC和投资风险资本的每一个人都是为了重击而不是安打率而进行优化（“Babe Ruth效应”，也就是少数“全垒打”或者大热投资对象占据了回报的大部分。）
那么这对于VC经济的运作方式意味着什么呢？
“J”曲线
就像好酒一样，VC基金也应该是年份越老越好。这就是为什么业界人士按照“酿酒年份”（或者诞生年）来代指具体基金，就像酿酒商根据葡萄生产年份来标记酿酒日期一样。
在基金的早期，VC会向LP催缴资本，然后用这笔钱投资公司。这是一种负向的现金流动——钱是花出去了，但是近期内不大可能会有钱进来。这属于意料之内，但最终VC必须从一部分投资中有所收获——也就是被投资的公司上市或者被收购的时候。随着许多私有公司的推出时间继续延长（许多情况下超过10年），J曲线的拐点已经并且可能还会继续推后出现。
在VC当中你可能会听说过“柠檬早熟（lemons ripen early）”这句话——意思是说，表现不好的公司往往早早就要退出。有趣的是，这加重了J曲线问题，因为不仅VC在基金早期要投入现金，而且不良资产在这些早期阶段也有可能被“减价”。
中期衡量
根据合同（在有限合伙协定中规定），VC基金需要向LP汇报自己的中期绩效，往往是每季度一报。VC的报告包括两部分——已变现的现金分配，以及剩余资产未变现的账面价值。已变现的现金分配（Realized cash distributions）一如其名——就是VC所投资公司退出变现时分配给LP的现金（或者股票）。未变现账面价值（Unrealized carrying values），则反映了如果VC当时清算投资组合公司时的公平市值。
VC要进行中期绩效报告主要有两个原因：
首先，大多数LP的酬金方案都是围绕着相对于不同基准的投资回报而设计的。因此，尽管对于机构的生计来说最后拿到的钱为王，但对于LP的员工个人来说，每年以奖金形式兑现的钱就是后。计算这些奖金需要对中期绩效进行测算。
其次，还记得我们前面说过的话吗？也就是如果基金会在美国要想维持免税地位的话，需要每年以救助金的形式支付资产的5%。为满足这一要求，基金会必须知道这5%相当于什么，而这就要求他们为投资的每一项资产都设定一个公允价值。如果他们持有的是Google股票的话这事儿就挺好办，因为只需在彭博终端查看价格就行了。但要想评估私有资产的话，VC就得对它们进行公允价值分配。
有趣的是，这正是VC基金的妊娠期越长，对基金会的影响反而比其他LP越大的原因——不管是基于现金收入还是中期未实现的账面价值，他们每年都得付出5%，但是后者他们又不能支出，所以从VC等私有资产类别回笼现金的时间窗口就非常重要了。
大学基金并没有那种每年都要支付一笔费用的法律义务，大学基金一样需要承担责任，因为大学的运营开支很大一部分要靠它们，所以事实上也相当于每年要出一笔钱。不过因为它们在绝对数字方面的灵活性更强，大多数大学使用所谓的“修匀公式（smoothing formula）”来进行支付，以避免投资组合价值变动过大造成的影响。比如说耶鲁大学基金会今年要支付的钱是这样计算的，即拿全年支付费用的80%+支付目标值（由投资委员会设定）的20%，然后再乘以两年前投资组合的价值。这可以帮助大学在不受捐资价值变动太大影响的情况下做好预算计划——但要想做到这一点，需要所有的经理（包括VC）向耶鲁提供其投资价值的中期测算，即便实际的收益结果可能会非常不一样。
说到那些实际的产出（J曲线的妊娠期），我们姑且假设VC完成了自己的工作——把融到的这1亿基金都投资到了伟大的创业者身上，其中一些最终还做成了伟大的公司。然后我们假设其中一家公司被收购了，根据其占有的股权比例，这家VC拿到了6000万美元的支票。
那这笔钱在LP和GP之间应该怎么分呢？
大多数VC基金赋予了GP挣得附股权益（carried interest）的权利——也就是可以获得基金所得利润的一部分：20%。在我们的例子当中，如果基金拿到了一张6000万的支票，它会给LP 80%（4800万美元），然后留20%（也就是1200万美元）给GP。
但最后有没有“利润”让GP拿走自己的20%呢？答案是……也许。如果基金的所有其他投资都失败的话，那么基金投入了1亿美元，最后却只收回6000万（而且也只有这么多了），这种情况下答案就是否定的。因为没有利润，所有的6000万都归LP。GP在这笔基金中不仅没有挣得附股权益，下次再想给基金融资也很难了。
我们再设想一下，假如并不是基金投资组合的所有公司都阵亡，而是有一些公司基于中期未变现账面价值有1.4亿美元估值，如果发生这种情况的话又会怎样？现在这支基金实际拿到6000万美元现金，账面上还有1.4亿美元的假设价值，也就是总的现值为2亿美元。基金只从LP融了1亿美元，所以现在理论上就有了1亿美元的总利润（2亿美元现值减去1亿美元LP的钱），GP可以拿走6000万现金的20%。也就是，80%（4800万）给了LP，20%（1200万）流入GP的腰包。
为什么我们没有按照理论总利润额来计算那20%呢？因为记账是不能分配的，就像基金会（以及其他LP）不能拿记账的来消费一样。这里还要介绍另一个比较微妙的概念，回收（recycling）。大部分VC在跟LP的协定当中都有这么一个条款，就是可以拿中期盈利的一部分再投资到其他公司。所以，在我们上面的例子里，VC也许共同决定这6000万美元不是全部分掉（给GP或者LP），而是拿出部分或者全部的钱再投资到这只基金投资组合里面的其他公司。
出于简洁性的考虑，我们这里略去基金组建的相关法律细节，但是至少有些东西是需要注意的。比方说，一些基金禁止GP拿走任何附股权益，除非全部1亿美元的现金都已经返还给LP。至少什么时候可以分钱以及怎么分这些细节，会在管理基金的有限合伙协议中用所谓的瀑布（waterfall，规定收入分配的先后次序）语言概括。
我们还略过了是否收管理费（ management fee）的问题——管理年费要看基金的规模，GP要用来运营基金所需的支付薪水等其他开支——在计算基金利润是需要考虑。具体怎么收也要看有限合伙协议的规定。
现在我们直接跳到基金什么时候关闭。大部分基金都是10年期，另外会有2到3次的1年延长期。假设所有的1.4亿美元中期账面最后证明只是昙花一现，到头来投资组合所有的公司的价值都不过一张废纸，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会怎样呢？在我们上一个例子里，1亿美元基金总共才回收了6000万美元，但是在基金前景看涨的情况下GP就分走了1200万。在这个例子里，GP属于超额分配给自己，就要受到所谓的“弥补性收入（clawback）”的支配——GP需要返还这笔钱，分给LP。这当然很恶心，但却是公平的，因为要是等到基金到期再分这6000万的话GP就永远也没资格拿这笔钱了。所以，再次地（一而再再而三地），到头来一切都是现金为王。
VC是一项有趣的业务，不过它一直都隐藏在金融的阴影之下。希望这篇文字能够让你心里亮堂一点。
翻译：a16z.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