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国与企业管理，在很多地方是相通的。王安石变法中的经验教训，值得企业家引以为鉴。
在我们的历史教科书中，王安石是个正面角色，有能力、有魄力、有担当，“真抓实干”。自然而然的，他的“变法”之举也是正面的，但变法由于受到“保守势力”的阻挠，导致最终失败。
事实并非如此。
在这里要提示大家的是，企业遇到困境，就要大胆变革。但企业变革，一定不能学“王安石变法”。如果你非要学，那就等着把北宋变成南宋了。
对于企业管理者、特别是企业家来说，变革是企业大事，要谨慎行之，更要多以史为鉴。那么，我们能从王安石变法中，吸取哪些教训呢？
第一，要选择合适的人
宋嘉佑三年（1058年），王安石进京述职，作《上仁宗皇帝言事书》，针对宋朝时弊，特别是针对国库亏空、北疆不稳，提出“变法”主张，要全盘改革法度，革除积弊，扭转积贫积弱的局势。
宋仁宗还算明智，知道王安石人虽然不错，但是太学究气了，对下面的情况不甚了解，属于空谈派，所以对王安石的主张未予采纳。
治平四年（1067年），久慕王安石之名的宋神宗即位。这哥们儿即位时是个20岁的毛头小伙子，没啥政治头脑，但知道国库空虚，没钱不好办事，于是与王安石的变法之策一拍即合。但结果事与愿违，“变法”后国家更加疲弱，神宗38岁时又气又恨，最终丧命。
企业变革，要选择真正有思想、忠诚、又实干的人来操盘，才可能成功。一般情况下，用保守派肯定不会成功；用激烈的革命派也不会成功；空降一个孙悟空则只能将乱局变为危局。因此，推行变革，最好是找到真正了解自己企业业务又有开阔视野的人来做。
第二，要找到真正的病根
宋朝当时时弊的根源或者病灶，不是财政收入少，而是冗官、冗兵严重，光总理级的官员就若干。本来一件事由一个人负责就行，宋朝皇帝怕一个人总揽这些事而权力太大，篡夺自己的位子，于是分给N个人干，结果是谁也不干，谁也不负责。
中国历代朝廷，宋朝官员俸禄最高。俸禄高、官员人数又多，人数多又不干事，有多少财政收入都不够花。
王安石要真变法革除时弊，就要先解决官员的冗员不作为。但王安石是想办法增加中产阶级税收，以提高财政收入。最后，受苦的还是普通百姓。因为底层官吏、地主等将这些负担转移到普通农民身上了。王安石变法的结果是，时弊更大，上上下下都不说他好。结果，神宗死后，不足50年，北宋就灭亡了。
企业变革，要找到真正的病因，对症下药才行。绝不能像王安石那样，对真正的时弊视而不见，反而迎合皇帝的短视，乱改瞎干。
第三，要照顾中层的利益
王安石变法，要增加税收，他知道不能从底层百姓那里压榨更多油水，于是给出百姓不用多交税而地主、商人多交税的策略。但在任何一个系统里，中层都是和底层联动的。即便你制定了非常周密的政策，让百姓税收不增，改革也很难取得成功。
再看看后来的戊戌变法之所以失败，一个重大失误就是要革守旧派的命，这能不招致疯狂反扑吗？而日本的明治维新则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对既得利益者予以保护，同时扶植新兴资本势力，并最终取而代之。
一个企业在发生问题时，首先砍中层的收入，这是非常错误的举措。因为他们必然会将这种怨气带到日常管理中，传递给基层员工，从而导致企业自下而上的低效率，甚至不作为。永远记住：在任何一个生态系统中，中间环节其实往往是最重要的。
第四，不要与员工争利
企业要想变革，特别是在福利待遇上，要做到“既予之，莫取之。”
王安石变法的哪些经验教训，值得企业家引以为鉴？
王安石的很多变法，都是听起来不错、看起来很美的招数，但实际上是与民争利。比如：“农田水利法”鼓励垦荒，兴修水利，费用由当地住户按贫富等级高下出资兴修水利，也可向州县政府贷款。但此举的结果很糟糕：
一是无端增加了中产阶级的负担，二是州县政府最后成了放高利贷的了。他们争相兴修水利，要不来钱，就放贷给穷人，最终让底层百姓没了活路。
现在有些企业也是如此，遇到经营困境、手头没钱——不论是真是假，就考虑给员工降薪、削减福利。这并不是理性的举措。如果企业真的遇到了财政困难，首先考虑的应该是裁员。裁员一般比普遍降薪更合理。再有，不要向员工强行推销企业的产品或服务。像格力电器董事长董明珠为了推销格力手机，让员工购买，这种办法对于企业管理来说，是非常不明智的。
治国与企业管理，在很多地方是相通的。王安石变法中的经验教训，值得企业家引以为鉴。
（文｜谢少常 作者系文化评论人、资深媒体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