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近四十年的改革开放，管理学在中国从无到有，从单一到多元，得到蓬勃发展。从“照着讲”到“接着讲”，现在已经进入跃跃欲试“自主讲”的阶段。
理论演变的四个阶段
总有一些不变的东西构成管理学坚硬的内核。在一定意义上，这个不变的内核更为重要。
中国的管理学来自西方，有必要先看看西方管理理论百年来走过的大致历程。
工业革命以后，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亚当·斯密的经济人假设和分工理论开启了管理理论探究的先声。巴贝奇对机器工业的数学化求解开启了科学管理的先 声。欧文在克拉克的纺织新村实验开启了人本管理的先声。美国的铁路和钢铁业高歌猛进，又把大规模制造业的管理研究推进到世界前列。到1900年前后，管理 学正式诞生。影响深远的管理学经典理论随之问世。
效率 从1886年的美国机械工程师协会芝加哥年会（以亨利·汤的文章《作为经济学家的工程师》为标志，号召开展管理研究），到1929年的纽约交易所股票崩 盘，管理学对社会的发展厥功至伟，柯立芝繁荣就是这一时期的时代象征。此间的管理学理论，具有代表意义的，包括泰罗的科学管理原理、法约尔的经营管理理 论、韦伯的官僚组织理论。早期管理理论的这三驾马车，至今还是管理教育的三角支架。它们的共同点是：以效率为导向，以经济人假设为基本原理，理性至上，重 视组织结构和权责体系。如果要找出一个关键词，就是“效率”。
人本 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对资本主义社会形成严峻的挑战。在这一挑战面前，管理学开始了新的探索，由此诞生了新的理论，具有代表意义的有梅奥的人际 行为理论、巴纳德的社会系统理论、西蒙的决策理论。这些理论构成现代管理学的基石。它们的共同点是：不再局限于效率追求，确立了“以人为本”的理论基础， 专注于研究人的行为与组织行为，致力于决策理论和战略管理。如果要找出一个关键词，就是“人本”。
自治 经过战后重建与平稳发展，到了20世纪60年代，历史进入一个新的节点。从民权运动、女权运动震撼社会，到嬉皮士玩世不恭，再到环保呼吁和提出动物权利， 主体意识的觉醒和增强，对资本主义社会形成新的冲击。在社会变化之中，管理学开始了新的探索，当代管理理论由此萌发。从明茨伯格对经典管理学的全面挑战， 到阿吉里斯从学理上否定科层组织并提出组织学习理论，再到德鲁克对管理学体系的整体重构，通过对传统管理理论的全面反思，当代管理理论形成了多角度探索。 它们的共同点是：通过实践提炼和检验管理理论，克服个人与组织之间存在的对抗，“愿景”和“团队”开始替代“目标”和“组织”，追求组织平面化、管理自主 化。如果要找出一个关键词，就是“自治”。
个性 20世纪90年代以来，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的发展为组织变革提供了技术条件，知识经济超越传统产业，虚拟经济超越企业实体，管理理论开始酝酿新的变革。不少 眼亮的学者，开始试探性地对管理理论展开“颠覆性创新”，出现了新理论架构的苗头和闪光，例如菲佛提出的循证管理，高沙尔提出的个性化公司等等。但从总体 看，这次变革的方向依然闪烁不定，内容依然若隐若现，大体上倾向于由自治到创新、由组织变革到自组织、由以人为本到人的高阶发展等方面。如果要给出一个关 键词，比较恰当的选择是“个性”。
尽管理论的演变日新月异，但是，总有一些不变的东西构成管理学坚硬的内核。在一定意义上，这个不变的内核更为重要，更为基本。
跟上与错过：都是错觉
国人在管理理论上并不曾错过什么，而是紧追世界潮流。所谓错过，严格来说不是错过，而是“不来电”，中外皆然。
中国人喜欢讲历史，但更多的时候却忘了历史。如果翻翻发黄的档案，可以发现，中国人在管理理论上并不曾错过什么，而是紧追世界潮流。
泰罗的《科学管理原理》在美国初版是在1911年，不久就引起当时在得克萨斯农工学院留学的穆湘玥（字藕初）的关注，他同泰罗、吉尔布雷斯信件往 来，反复讨论，翻译为汉语本《工厂适用学理的管理法》，于1915年在上海中华书局主办的期刊《中华实业界》上分5期发表，次年出版单行本，至1934年 共出７版。先在康奈尔大学读机械工程，后在哈佛商学院读MBA的杨铨（字杏佛），直接受教于科学管理的传播者金布尔（D. Kimball），他从1915年起多次在中国科学社主办的《科学》杂志上介绍美国的科学管理。1920年，与中华书局竞争的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南洋公学 教授张廷金编著的《科学的工厂管理法》。从这本书有“管理的五大要素”章节来看，说明法约尔也已经进入中国人的视野。平心而论，在管理理论的起步阶段，中 国人并没有错过。
穆藕初回国后，走实业救国和科学救国道路，先后创办了上海德大纱厂、厚生纱厂、河南豫丰纱厂、植棉试验场等企业，参与发起中华职业教育社，担任过上 海总商会会董，兼任过北洋政府农工商部顾问，创办过中华劝工银行。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他出任工商部次长。杨杏佛回国后，先在汉阳铁厂任职，后来专职主持 中华科学社和《科学》杂志。而受过哈佛MBA教育的曹云祥，则把学到的管理理论用于清华大学的办学上。另一位由哈佛商学院回来的潘序伦，则创办了立信会计 事务所和会计学校，还带出了一个著名的学徒顾准。
1928年，在国联的倡议下成立了国际管理学会（IMI），英国的管理学家厄威克担任总干事。1929年，厄威克通过燕京大学经济系的原主任戴乐 仁，推动中国成立研究管理的组织。南京政府由工商部长孔祥熙、次长穆藕初牵头筹办，于1930年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工商管理协会（The China Institute of Scientific Management）。协会章程第一条是：“本会以研究科学管理方法，增进工商业生产效率，实现民生主义为宗旨。”厄威克在日内瓦主持的国际管理学会， 因为纳粹上台而中止了活动。中国的工商管理协会，由于日寇入侵而中止了活动。
大体上，从民国初年到抗战之前，中国在管理理论上基本与世界同步，但中国的工商业不够发达，理论所产生的实践效应不强，只有部分企业推行，而且偏于 向文化机构倾斜。除了穆氏的纺织厂外，天津东亚毛纺公司的科学管理推行较有成效，上海荣氏企业也曾部分实施。真正以科学管理奠定发展基础的，首推王云五主 持的上海商务印书馆。从整体上看，这一时期的中国，在管理理论上没有错过，却未能在管理实践中普遍开花结果。
中国与世界拉开距离，是在二战及战后恢复时期。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中国采取了不同于西方国家的管理体系，战争年代的经验和前苏联的示范起了很 重要的作用。中苏关系破裂后，中国开始探索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从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到60年代推行“鞍钢宪法”，再到70年代学习 大庆和大寨两个标杆，贯彻毛泽东“五七指示”。这一时期，中国的理论不但与西方的理论是两股道，而且与前苏联模式也不一样。那种试图改变人性的“斗私批 修”，试图建立“美丽新世界”的狂热与迷茫，深深融入了中国特色。
改革开放以后，来自西方的管理理论在中国迅速普及。20世纪80年代初期由马洪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国外经济管理名著丛书》，在引进管 理理论上起了极大作用。当时选定的36种书目（截至1991年出版了19种），以今天的眼光看水准也极高，包括了不少经典之作。另外，80年代广泛引进的 各种国外社科学说，也对西方管理理论的扩散起了推动作用。系统论热潮，社会学重建，行为科学介绍，都对当时的管理学起到了推动作用。不过坦率说，80年代 西学传入主要影响在思想层面，多数仅在书斋中发挥作用，与处于“野蛮生长”状态的现实管理关系不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