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虹
[斯坦福大学之所以成为世界上最具创新性的大学，就在于坚持“干中学”的开放讨论，坚持实事求是、回归事物本质，敢于打破常规、发现异常，甚至敢于对一些已被视为社会常态的问题进行颠覆性思考]
时下，国内都在谈“创新”,这无疑是一个令人兴奋且充满希望的热词。但在很多人看来,“创新”虽好，却有些高不可攀。而我在斯坦福大学访学时发现，在这里“创新”是一件人人都可以做的事情。
12月5日，由武汉大学牵头的中国企业-员工匹配调查（ChinaEmployer-EmployeeSurvey,CEES）专题讨论会在斯坦福大学举行，专家们围绕中国制造业的发展趋势进行了深入研讨。会议由全球第一个提出“僵尸企业”概念的TakeoHoshi（星岳雄）教授主持。2008年，TakeoHoshi教授通过研究日本长期存在大量不盈利企业的现象，分析得出这些僵尸企业产生的原因在于其获得了政府的财政和税收补贴，并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了论文《僵尸借贷与日本萧条》。目前，我们基于CEES数据正与TakeoHoshi教授共同研究中国的僵尸企业现象。
斯坦福大学的创新思维体现在方方面面，其中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就在于这里随时随地开展讨论的机制与习惯。创新原本就是来源于刹那间的某一个想法，人们基于该想法进行互动交流，就有可能产生一个新的创意，进而付诸行动使之产生经济或社会效益。
斯坦福的创新体现在“不走寻常路”，他们对那些看似异常且有故事感的现象感兴趣，时刻保持着一种敢于创新、想要创新的意识。在这次讨论中，斯坦福的专家学者最关心我们基于CEES调查数据发现了哪些有意思的问题。
比如，当前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到底由什么因素决定？是由投入因素，包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科技投入等来决定，还是由投入之外的其他因素决定？又如，相比于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讨论，人工智能是不是比人更有效率？再如，政府的补贴是否达到了预期效果？为什么一些获得了高额政府补贴的企业，其创新能力却依然不强？员工为什么愿意对自身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劳动负荷量大的农民工又为什么愿意在下班后还坚持定期锻炼身体？
虽然这些基于CEES数据分析出来的问题，与我们熟知的理论知识可能不相符，但它们恰恰是斯坦福学者们最感兴趣的，因为这才是发现新问题和新现象的关键因素。
在我看来，如果一个人在斯坦福大学待的时间够长，那么他不想创新都难。因为这里除了开放的讨论机制，还有一种创新思维方法，即发现异常，发现不一样，发现那些看似与现象和常识相悖的问题，关注问题的真正核心，找到解决问题的真正办法。
当前，中国的大学之所以在创新路上“雷声大雨点小”，开展的研究很多却大多没有取得预期的创新成果，就在于我们有太多的“循规蹈矩”，将太多东西视为正常和自然，而不善于去深究那些异常现象背后可能存在的原因和本质。科学研究之所以容易落入窠臼，就是因为我们常常把“需要”当成“规律”。
12月2日，我参加了由全美健康经济学专家共同参与的“美国西部论坛”，斯坦福大学经济政策研究所（SIEPR）中心主任MarkDuggan教授主持本次论坛。这位在不到40岁时就已获得美国健康经济学最高奖项的专家认为，公共健康支出、医疗社保支出不是单纯的公共品，而是一种准公共品，其对不同社会群体的经济福利影响也有所差异。在很多人看来，健康和医疗应该是一个公共问题，但斯坦福的专家学者研究证明，医疗和健康实际上应该是一个私人问题，而并不是公共问题，每个人的健康责任主体应该是自己，而不是政府。因为，如果将健康视为一个公共问题，就意味着美国的财政必然成为一个医疗财政，即便国家把所有的公共财政都投在医疗上也仍不够用。这一令人震惊的研究结论，应该是为什么唐纳德·特朗普要对奥巴马的医疗改革进行调整的重要原因之一吧。
我们试想一下，如果由政府对每个人的健康问题负全责，那么届时必将有很多人放纵和忽略自身的健康问题。只有当健康成为每个人必须管理的问题时，人们才能很好地关注自己的生活方式，才会经常调节心理状态，才能时刻加强锻炼。
分析到这里，我们发现，斯坦福大学之所以成为世界上最具创新性的大学，就在于坚持“干中学”的开放讨论，坚持实事求是、回归事物本质，敢于打破常规、发现异常，甚至敢于对一些已被视为社会常态的问题进行颠覆性思考。这是斯坦福大学持续创新的本源。也正是因为这种创新精神，它才得以孵化出全球最具创新思维的区域——硅谷。
而这，恰恰是中国大学与世界一流大学差距最大的地方，也是很多国内研究没有取得预期创新成果的关键所在。
（作者系武汉大学质量发展战略研究院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