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的终极目标就是禅的本义自利利他。其实，商与禅，并不矛盾，恰恰他们却有着内在的统一。
有千年文化积淀、以明心见性为要旨的禅，蕴含着生生不息的管理智慧。
管理不仅是对物和数的管理，其上乘境界则是对心的管理。禅与管理，其实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一心同体。
管理的法门林林总总，但是最根本的莫过于管理人心。有千年文化积淀、以明心见性为要旨的禅，蕴含着生生不息的管理智慧。笔者试图从管理学的角度考察禅宗千年不灭的原因以及禅的管理思想，以期为当前正面临着管理瓶颈的中国企业，提供可供借鉴的管理之“道”。
禅法自传入东土，遭遇过一系列的挫折，其他宗教或宗派早已湮灭，如尘烟散去，历尽劫数的禅宗为何两千年不灭，反而生生不息，日益繁衍兴盛？
反观全球的企业，生生死死，浮浮沉沉，中国的企业更是乱象丛生，朝闻暮死，能够风云百年的企业，可以说是寥若星辰。企业的昙花一现与禅宗的一开千年相比较，同样是组织，企业如何能获得持续的生命能量，走出短命的周期，实现基业长青的夙愿？
禅为何生生不灭
禅是从佛教中独立发展起来的。从东汉桓帝年间印度禅法传入中国，到六祖慧能将其彻底中国化，中间经历一系列的挫折，但最终能够幸存并在中国乃至东亚遍地开花，并将其思想的精华融入到中华主体文明之中，原因在于：（1）禅关注人的灵魂；（2）禅宗能够在思想上融合自新；（3）禅宗灵活的本土适应性及有效的组织管理手段。
（1）心性的管理纵观世界上的组织，但凡具有持久生命力的组织大多是创造精神产品的。因为人精神上的需求是永恒不变的。禅宗是关照人心的，因而它才能具有超越时空界限的不竭生命力。而一般的企业是生产物质或准物质（物质承载的简单文化产品）产品的，物质的局限性就注定了其自身的短暂性。随着世易时移、技术的发展、风俗的变迁，生产出的物质产品很容易被淘汰出局，其寿命往往也因此无常。只有当物质产品中附着了精神内核的时候，其产品才能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推陈出新。而那些能够维持数百年的老牌企业，无不在其产品中凝聚着丰富的文化内涵，虽然名义上是在经营物质产品，但实际上物质产品只是其理念和精神的一个载体。
探究、研习禅宗和企业管理，比较两类组织的特质，会越来越发现，彼此的缘起，就是佛家讲的心性。
禅，蕴含着所有组织发展的真谛，禅里包涵着企业管理最深邃的境界、实用的经营策略和系统的商业伦理。企业的终极目标就是禅的本义自利利他。
自利利他，这就是禅的本义。
什么是市场？市场就是好坏由别人说了算、不由你自己说了算的制度。市场的基本逻辑是：如果一个人想得到幸福，他（或她）必须首先使别人幸福。市场的这一逻辑把个人对财富和幸福的追求转化为创造社会财富和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
其实，商与禅，并不矛盾，恰恰他们却有着内在的统一。
（2）融合自新
印度禅法在东汉桓帝时期由安息僧人安世高传入中国。要义有四，即数息、相随、止、观。
大致到了520年或527年，菩提达摩从南印度到达北魏后，在少室山“壁观”九年，演化禅法，精要是“安静而止息杂虑”，倡“藉教悟宗”，“安心符道”，促使禅由“心注一境”向“心境泯然”的方向发展。这是禅的第一次变革，也是本土化的肇始，但从本质而言，与印度禅别无二致，只不过是形式有所简化。
达摩在中国首传禅法，被尊为初祖，后传法于“二祖”慧可，后“六祖”慧能由“藉教悟宗”发展为“藉师自悟”，从有赖于佛之经教，发展到张扬人的主体，倡导顿悟心性、不立文字，强调即心即佛。
胡适认为这是一场革命，是中国僧人把印度程序森严的禅法一棍子打倒，彻底推翻。
说这是思想革命，其实并不尽然。由于不识字，慧能摆脱了佛家经、律、论的条条框框，充分发挥智慧的想象和洞察的锐力，提出直指人心，即心即佛，使得禅宗修行方式焕然一新。其实他的思想并非打倒佛教思想，而是有继承，有发展，因他吸取了印度大乘空宗和大乘有宗的思想，又结合了我国儒家传统的人性论学说与玄学的思想，才彻底完成禅的本土化，使其成为一个以佛教为本位而又融摄了儒道思想的三教合一的宗派。正是禅宗的融合贯通，使他摆脱了普通宗教的局限性，从而超越宗教，进入了海阔天空的新境界。
多元融合使禅宗把中国的道家文化融入到禅法，改印度禅的渐悟为中国禅的顿悟，同时将儒家“仁”爱的思想和价值、道德、社会、家庭伦理融入其中，使禅完成了本土化的融摄，此时的禅，只不过借用其称谓而已，灵魂和精神已完全升华，正是这样的跨文化管理的升华使其完全适应了中国的文化取向和偏好，又因为“杂交优势”，获得了全新的文化动力。
（3）农禅合一
禅宗也建立了丛林清规，尤其是百丈怀海建立的农禅制度，强调“一日不作，一日不食”，脱离了世俗供养，把禅宗的僧团修持与生活方式同中国传统的小农经济结合起来，“一钵即生涯，随缘度岁华”，与中国的封建社会结构也进一步地协调起来，从而完成了它从理论到实践的全部“中国化”，由单纯度人的菩萨道理想，变成了自度度人的现实哲学，并因此而获得生命力。“农禅”的创举，使禅宗最终得以完全建立起自己的生活方式，并构成禅宗乃至于以后中国佛教的一个最富积极意义的特色。
正是农禅制度改变了印度禅僧的单一供养制度。中国禅院把农耕作为禅修，创建了自给自足的经济持续发展模式，改变原有的物质基础，减轻了社会和国家的负担，避免了经济冲突，在各种“法难”中，能得以独善其身。这是中国禅在制度管理方面的一大智慧，即要首先找到解决组织存续的经济发展模式。
至此，中国禅通过对印度禅精神内核的中国化改造以及农禅制度的建立，奠定了良好的精神基础和物质基础，为自身的生存发展开辟了广阔空间。
此外，还通过清规戒律和“六和敬”等组织管理手段，促使组织成员自我觉醒和自我管理，实现止恶修善、完善个人修养和道德价值，完成组织承续和发展的软件建设，使禅的组织能够和合有序，健康稳健，从而为禅的精神创造和发展提供了组织上和物质上的保障。
自利利他商禅一体
中国一贯有“以佛治心”的认知。为什么佛可以治心呢？因为禅可以帮我们找回原本清澈的心性。
禅宗认为“即心是佛”、“见性成佛”，佛就在人心中，关键在于人是否能够领悟。海天禅寺主持见庸法师对此解读如是：性就是心性，心性是常驻的，是无量光，无量寿，永不断灭。
为使众僧有更多的悟道机缘，禅宗提倡多种“悟道”方法。
此外，禅宗的修行过程，也是一个戒定慧的过程，因此也是一个行为和思想高度合一的过程。人的日常行为和生活都是修行的一部分，即入世修行。
日本德川时代的一位著名僧人铃木正三也曾经指出，佛教修行不专在于忏悔、祈祷，而在于竭尽心智从事劳动而不懈怠。他提倡“入世修行”、“工作修行”和“职业修行”，就是要世人诚心为政，农人实意耕作，工人努力做工，商人责己经商。
这就是禅对管理的价值：即心即佛，对于企业而言，也可以说是即商即佛，即商即禅。心灵指引价值取向，价值取向决定企业文化，企业文化指导人的行为。
即商即禅，本人把它理解为：商禅。
商禅对于现代社会中由于伦理学被剥离而导致的精神贫困，是一副很好的消毒剂。
阿马蒂亚·森曾经在《伦理学与经济学》中说：“经济学的贫困化主要是由于经济学与伦理学的分离而造成的。”
经济学家茅与轼也指出：“道德比法律重要10倍，维持法律的成本很高，所以道德约束从成本效果的经济分析角度来看，是最合算、最有效的保持社会秩序和个人幸福的措施。”
关于伦理和文化对社会的作用，马克斯·韦伯认为，在人类历史的演进和社会变迁所揭示的社会生活的理性化过程中，人类的行为由非理性走向理性，但是西方社会的经济理性化并不是一个自行延续的过程。资本主义的发展在人的态度和气质方面需要有急剧突破和飞跃，韦伯认为，完成这一态度和气质领域内的突破和飞跃的主要动因，是经过改革的宗教意识。具体地说，这一动因就是欧洲宗教改革中崛起的加尔文教派和路德教派等基督教的新教教义的逻辑和心理所产生的“世俗禁欲主义精神”。
马克斯·韦伯的研究成果启迪我们，社会的发展，制度的变革都是以文化和思想的突破、创新、变革为基础。那么禅宗给我们带来的思想变革，将直接推动、更新我们的商业理念和商业行为。
禅是文化精神，商是经济行为。对于经济而言，最重要的莫过于诚信，所有经济模式都是建立在诚信的基础上，诚信坍塌，经济也必然崩溃。诚信不仅是经济的基础，还是经济的动力。
文化精神为经济行为主体提供明确的价值参照系，不同传统文化背景下的人群会出现不同的社会经济活动取向；文化精神往往构成社会行为主体从事经济社会活动的内在动力，为他们提供克服困难、解决疑难、忍受劳苦的心理暗示与信念支撑。因此，文化对人的经济行为的影响，是通过经济主体内在的价值理性认同过程和外在行为习惯重复过程实现的，是自觉自愿的无形的内化过程。
所以，禅的管理思想可以直接促进诚信经济，在相关戒律中就有着丰富的“诚信”内涵，比如“止恶从善”，增进个体道德，进而趋向解脱。从现代经济伦理的角度而言，一个修行人对于戒律的持守，将作为一种当今中国社会的“道德（诚信）资源”介入经济生活，从而有利于整个社会形成良性的交易伦理。
京瓷创始人稻盛和夫被称为“经营之圣”，他用了50年的时间，倡导和实践他的做人和经营哲学“自利利他”。自利是人的本性，没有自利，人就是去了生存的基础。同时，利他也是人性的一部分，没有利他，人生和事业就会失去平衡并最终导致失败。总结稻盛和夫的哲学，就是这样的8个字：自利则生，利他则久。
空灵至上禅的管理哲学
“明心见性”，“明心”就是无烦恼的清净心，“见性”就是见到与佛无二无别的佛性。禅以“自性是佛”为主轴提倡“但用此心，直了成佛”的顿悟法门。
人性本净，只因被妄念的浮云所盖而不能自悟；一旦妄念俱灭，顿见真如本性，则心离烦恼之系缚，通达无碍的自在。
自在，是一种精神境界，是一种心理成熟，是内心流出的一种天然自信和对周边事物的轻松把握，这是一种空灵的境界。
一个自在的人，能辩证地认识现在，能积极地展望未来，能清楚地认识自我，有一种对人生彻悟之后的精神自由，是“聚散皆是缘”的达观，有“提起放下”的超然，还有“一蓑烟雨任平生”的从容。
这种“平常心即是道”的自在心境，若非禅修是很难真正把握和体征得到的。
要达到这一“空灵”的境界，关键是要使心空，心空才能气和。出生不久的婴儿的心是空的，不是什么都不要，而是吃饱了、喝足了、睡够了，就不牵挂在自己的心上，即“无所住”。随着年龄的增长，发育的完善、感觉器官功能的成熟，在世俗社会中，各种各样的诱惑通过人的感觉器官反映到“心”上，被喜怒哀乐占满自己的心田，使心无法平静。通过适当的方法进行修持，可去除心的贪欲，回归到心平气和、浑沌纯朴、胸襟坦荡的精神空灵境界。
“触类是道”禅法，强调人在禅修生活中的任何行为都是佛道的自然流露。“即事而真”禅法，主张在禅修时从个别的事象中去体悟真理。前者是从理看事，后者是从事看理，通过不同途径，达到理事圆融的境界。
辩证不偏、空灵自然的圆融智慧使我们运用轻重缓急、利弊得失、提起放下等理论指导自己，顺从自然规律、社会规律、心理规律，正确判断、处理一切事与物。因而看问题深刻、透彻、准确，说话得体、思维敏捷、行为积极。
禅像一盏明灯，点亮阴暗的心灵、启迪迷惑的智慧，使人更自在、更安宁、更智慧，面对大千世界与漫漫人生，用轻盈而坚实的步伐，走向自在、充实与圆满的幸福境界。
我们参考禅宗修行的方法，与企业管理结合起来，借鉴前人的经验、教训、转化为自己的智慧，然后再用于管理实践。
管理不仅是对物和数的管理，其上乘境界则是对心的管理。禅与管理，其实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一心同体，正如《阿含经》所言：“四河入海，同一咸味。”
